率直和真純
如果說小性兒、刻薄是林黛玉性格外在表現形式的一個突出特征，它根源於黛玉不幸的身世遭遇，那麼率直和真純則是林黛玉性格中內在的本質方麵的特征。而這些特點又恰好和薛寶釵的性格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就像俞平伯先生說的：“黛玉直而寶釵曲，黛玉剛而寶釵柔，黛玉熱而寶釵冷，黛玉尖銳而寶釵圓渾，黛玉天真而寶釵世故。”
黛玉是率直的，心裏想到的，眼中看到的，常常就直率地說了出來，沒有絲毫的虛偽和巧飾。她任情而為，經常是不考慮場合，甚至是不給自己留有餘地。她挖苦寶釵在人戴的東西上留心，似乎就根本沒有想過，在場的賈母等人會有什麼感想。行酒令時，急切之中，便把一切都忘在腦後，甚至說出《牡丹亭》和《西廂記》中的句子。任性地和寶玉鬧起來，卻又常常是她自己錯了。
黛玉又是真純的，做事一任自己的真情，而不會功利地去考慮現實的需要。她很清楚地知道自己在賈府並不是“正經主子，原是無依無靠地投奔了來的，他們已經多嫌著我了”，但是她從來沒有利用賈母對她的疼愛去為自己謀得更多的利益。她的愛情生活也是如此。在愛情的開始階段裏，她雖然不斷地和寶玉發生口角，並且用她“比刀子還厲害”的嘴去刻薄寶釵等人，但是她對寶玉的這份感情卻是純潔的，沒有任何功利的動機。可以說，真和純是林黛玉性格中最動人的地方。明代的思想家李贄認為，人的初心本來是純潔美好的，由於世俗的汙染，才使人變得虛偽矯情。因此“絕假純真”的“童心”是極其可貴的。林黛玉就是這樣一個具有“童心”的“真人”。
與黛玉的率直、真純相比，薛寶釵卻是做作、世故的。她很善於克製自己的感情，即使黛玉在眾人麵前那麼尖刻地挖苦她，她也隻是“回頭裝沒聽見”。
然而這正是寶釵的過人之處，正是寶釵知進退的地方。因為倘若寶釵為此認真地計較起來，首先這是一件無法說清楚的事，況且如果把“金鎖”之事鬧得沸沸揚揚，以後自己在賈府豈不尷尬？其次，黛玉是賈母疼愛的外孫女，爭執起來誰的麵上好看呢？所以最好的辦法就是“裝沒聽見”。寶釵是善於克製的，即使偶爾發作一回，也不會像黛玉那樣地任性而為，不留餘地。
林黛玉做為個體的存在，卻在很多方麵超越了封建文化的規範，因此她的悲劇命運就是一種必然。中國的封建文化又是一種重男輕女的文化，女人在社會上沒有自己的地位。齊家、治國、平天下是男人的事業，女人隻能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場，生活在這種文化氛圍中的林黛玉也必然要受到種種的限製。
雖然她聰明靈秀，不同流俗，但是她人生追求的極點也僅僅是愛情。林黛玉沒有也不可能在叛逆的道路上走得更遠，她無力去碰撞封建禮教保護下的婚姻的銅牆鐵壁，因此在與寶玉的感情達到了理解與默契之後，林黛玉的傷感情緒卻愈益濃重，她哀歎父母早逝，無人為自己做主，她把希望寄托在賈母身上，甚至行酒令時抽的一根簽，她也非常在乎。這種無法宣泄的痛苦更加深沉，也使林黛玉更加地壓抑。“歎今生，誰舍誰收？嫁與東風春不管：憑爾去，忍淹留”。清高孤傲，任情率性的林黛玉痛苦地咀嚼著自己悲劇的人生，那麼安分隨和，恪守著封建禮教的薛寶釵又得到了什麼呢？可見，封建的社會，封建的禮教，早已孕育著女性的悲劇因素。《紅樓夢》寫了幾十個才情不凡的女性，她們雖然性格各異，但結局卻是相同的，“千紅一窟（哭），萬豔同杯（悲）”。這並不是曹雪芹的悲觀，而是曹雪芹的偉大，因為他寫出了不合理的社會中大的存在的悲劇，寫出了生活的本質和真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