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蘭英院士》是我發行量最大的一本書，近兩萬冊，但不是稿酬最多的一本；收獲最大的，當數《漂泊的家園》。《林》帶給我一連串榮譽，也帶來幾多麻煩。她出版之初，就進入出版社當月暢銷書排行榜，排在她前麵的是著名作家賈平凹的《秦腔》；隨後被國家新聞出版署定為第一批“農家書屋”采購書目；被上海文彙新民傳媒集團評為紀實類十佳暢銷書；被評為福建省文學獎二等獎、百花文藝獎三等獎。但從她在報上連載起，各種責難和懷疑就來了。先是有關國民黨人的後裔來信認為作家無權對重要曆史人物和事件重新進行評判，文本的敘述傷害了他們的感情；後是共產黨人的後代認為某些地方相關描述不妥，傷害了其先輩的形象；再後來是林蘭英的同學林辰來信要求把已經發行全國的書籍收回，修改與之相關的部分後再發行；再後來就是北京某作家指我剽竊他的作品，要告狀，告狀不告我卻告在京的出版社。出版社責編和律師要我積極應訴，我做了一些準備。通過多次電話來往我忽然明白過來：北京的原告和被告搞的這一出把戲，不是要告我，而是要我的錢。如要告我應來莆田法院（這是法律規定的受理法庭）。識破他們的伎倆，遂既不去北京，也不再理他們，任由她在電話裏破口大罵……幾年後看電視劇《手機》，那個河南山村的老奶奶說：“北京人那麼多，好人多，壞人肯定也多！”她讓自己的孫子要聽費教授（陳道明飾）的，費教授是好人。劉震雲獲茅盾文學獎後，我買3本《手機》讀，發現小說裏沒有這句話，我推測這話是陳道明加的，借“老奶奶”的話說事。把老奶奶的話與親身經曆的事聯係起來想了想，我得出一條結論：對於北京城裏的人，任憑他銜頭有多大，都要時刻保持高度的警惕，防止被欺詐。
每一本書的後記似乎都應該說些感謝的話，我在這裏特別感謝複旦大學新聞係的一位教授，我與他從未謀麵，也不知他的年齡，估計是已經退休了。沒有他，我不會離開報社，也不會有寫雜文的心態，因而也就不會有這麼一本書。是他的舉動改變或深化我對社會現實的看法。事情要從本書附錄的《新聞業務報告》說起，1999年10月我首次向福建省新聞職稱高評委申報主任編輯職稱，滿以為誌在必得，別的不說，我獲得22次（件）福建新聞獎，而評委就是同一幫人，因而我把業務報告寫得十分輕鬆，但結果出人意料，送去三人，兩人通過，就我被淘汰，據說隻有莆田的總編許培元投我一票。於是我的被否決成了福建新聞界的一件新聞，據說原因是我“亂寫”了業務報告。於是這份報告成了許多人好奇的內容，當時心灰意冷，把一整袋資料扔在儲藏室裏，這次把它刊出來，滿足人們的好奇心。
據傳回來不太完整的消息，主持對我評審的《福建日報》副總編讀了我的報告非常憤怒，首先是我在第二段中說自己是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他拍著桌子說：“中國作家協會會員還評新聞職稱幹什麼？”這簡直就是蠻不講理！因為《福建日報》總編黃種生，此前給過我他的名片，那上麵赫然印著“中國作家協會福建分會會員”，當然還是高級編輯！這副總編看到“作協”就有氣，他這是跟誰發火呢？
其次是我在報告中提到本報退休的副總編畢業於複旦大學新聞係，而我是接他的班編報的。這就觸痛了這位評審組長的神經，因為他自己也畢業於該校該係（名校畢業生都有一份可笑的優越感）。他認為我的提法褻瀆了他母校的尊嚴……我沒評上副高職稱，福州和莆田都常常有人關心地問其緣故，我自己最初也不解其故，因而無從回答。一直到這位副總編辭了官回母校複旦大學新聞係當教授，我才想通了其中的關係和原因：他是一直沒能當上總編，才遷怒於我，故意不給我職稱的。人們會懷疑我與他素昧平生，他當不上總編何以怪我。有關係的，世界上許多人和事都是互相聯係的，看似無關，拐了許多彎還是聯在一起了。在我送評的一本新聞集中，為我作序的就是福建省主管新聞的最高官員，他的頂頭上司。當不上總編，當然要恨主管領導，主管領導他奈何不得，隻好找與領導有關的我狠狠地打一悶棍！多年之後，我搬進政府大樓辦公。有一日我忽然自己笑了起來：
我發現包括自己在內在這大院裏辦公的人都有一種共同的病，這就是你任意問一個人對現狀的感覺，他（或她）都會覺得：“官太小！”省報副總編這官不算小了，何以棄官當教授呢？自己跟自己過不去。
對了，《我的朋友楊金遠》中，餘一石曾給離開組織部的楊金遠寫一條幅。條幅內容我不敢寫，當時多少還有顧忌，現在時過境遷，寫出來與複旦大學教授共賞，料無大礙。它是《紅樓夢》中《好了歌》的兩句：“古今將相在何方？荒塚一堆草沒了！”
2012年4月2日0時6分於荔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