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玉無瑕--應是人生永遠的追求、無悔的選擇。劉金林同誌送來這部《涵江的傳說》民間故事書稿，仔細讀來，有一股久違的鄉野泥土的芬芳氣息撲麵而來。這情形頗似一夥要好的朋友，在春天的某一個夜晚，到鄉下喝完喜酒，酒意闌珊之時，猛然發現已是午夜，進城的班車也沒了，又沒有一個當官的要得來專車，遂集體步行回城，一路月光如水，蛙鳴似鼓--好一幅春夜田團風光。
我曾經作文宣稱：不喜歡文人們收集梳理改編的民間故事集，而偏好原汁原味流行於民間的口頭傳說，特別是經常被專家學者（有權的）刪去的民間故事。我原以為這脾氣與眾不同，後來在餐桌上一看，發現桌上農林大學（或科技大學）教授及其弟子的作品--機械化養雞場出來的雞肉，人人都不吃；而車過深山孤村暫停片刻，卻有不少人樂意下車與山村老太婆討價還價，花錢買下老太婆用來生蛋的老母雞……說明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與眾不同難，創新更難！
劉金林同誌生在農村，長在農村，即使中間當了個小官吏，也始終沒有離開涵江這個鄉土氣息濃鬱的小城鎮。那所謂“小上海”的美稱也不過是農民天真可愛的夢囈而已。正是基於這樣的理由，我非常喜歡這部民間故事，深以第一個讀到這部書為幸。我從中讀到至少四種可貴和可愛的農民精神。、接到這部書稿之日，正是莆田市努力推崇“李氏文化”之時。最近一次外出途中，一位朋友問我：“南宋李富的那個‘製幹’是什麼官？我怎麼就找不到其來曆。”我半開玩笑地回答說：“大約也就相當於副科長吧！趙構先生比較儉樸，副科級的官名也就在檔案裏節省了吧！”兩宋之交是莆仙人在中國政壇最活躍的時期，我曾經翻過這方麵的資料，因而對李富的底細心中有數。《涵江的傳說》至少寄托著莆田人民在民族危亡之際，以救亡圖存為己任的愛國主義精神和政治責任感。知識分子有“位卑未敢忘憂國”的浩歎，百姓則把這種精神寄托於盛傳不衰的民間口頭傳說。
民間文學最形象地體現了農民的道德準繩，劉金林同誌的這部作品在這方麵有非常突出的表現。在《讀書林與新泉井》中，被反動統治階級誣為“盜寇”的黃巢在農民的心目中是尊重知識尊重讀書人的楷模；在《鸞風兩進士》中，那位看似可惡的財主原來是個慧眼識英才的“伯樂”；在《坐式韋馱》中，書馱爺是一位盡心盡責的“好領導”；而那位打官司的上生寺和尚及莆田知縣，都是一對遵紀守法和執法為民的良民和公仆；就連小偷和妓女（《金蛤蟆》和《米思盤舍龜》中的人物），也都有同情弱者、尊重感情的高尚道德情懷，並把它付諸實踐，正應了民間那句俗語：“可以討妓女做老婆，勿使老婆做妓女。”
窮怕了的農民有一個代代相傳的理想，那就是發財，正如毛澤東主席曾經說過：“趙公元帥”老是不肯照顧他們，他們隻好做夢。
《十八零半槌》《金鋤七斤四》兩則故事典型地表現了農民的發財夢，夢見什麼時候他們的善良感天動地送來金銀財寶。
最有意思的應算是農民的幽默感。在《蘇駙馬》這段逼近真實的傳說中，那位吃了“白玉蟶”而病愈且踐諾嫁給農民的閩廷公主應是十分可愛的，她羨慕“前金墩，後鐵灶，百畝花園，萬裏魚池”的美景也不能算錯，隻是不該讓她在江口橋上投水自殺，這樣的結局未免太殘酷了。《魚味在頭》的故事可能是真實的，它把那個農民的可愛和可惡兩重性都表現得淋漓盡致，還表現了莆田人與福清人“既團結又鬥爭”的曆史糾葛。這故事我二十年前在福清就看過，隻不過那裏麵主客的位置互相對調了一下，故事的內核是同一的。《萬富和春花》說的是明朝萬曆年間的事，讀來卻頗像我們的鄰居家發生的故事--春天的故事。它諷刺的鋒芒簡直可以直抵民族的劣根性，從明代至今已有四百多年，這種痼疾的頑劣令人啼笑皆非。
作者對口頭文學的改編和理順也是可以明顯感受到的，它增強了作品的故事性和可讀性。但本書的缺點也是明顯的，那就是語言。多年的公務員生活及“文學”上的追求，使他逐漸與群眾的口頭語言有了距離，特別是在莆仙方言區，這種距離顯得尤其醒目。莆田籍作家姚文泰、陳章漢曾經在莆仙方言與普通話的融合與轉化上作出過巨大的努力，分別在《討債》和《江口風流》中有令人矚目的成績，可惜後來都從事更重要的工作去了，使這項非常有意義的探索戛然而止。
就此與劉金林同誌共勉。
2004年8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