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警察把妮可抬上了折疊擔架床，她的鼻孔裏插上了氧氣管。餐桌那邊，有個警察彎腰把地上的碎玻璃一片一片撿了起來，然後用透明的塑料袋把妮可皮包裏倒出來的東西一一收集起來。有個警察站在門旁，手裏拿著對講機，噪音很大。
警官先生，我焦急地說，我坦白，這是一場事故，請你們送她到醫院搶救，我跟你們去警察局。話音剛落地，幾個陌生人一擁而入。
先生們，我對著他們大喊：病人有哮喘病，快斷氣了，你們還折騰什麼呀折騰？
手裏拿著表格的警察細聲輕語地說，冷靜，任先生請冷靜。急救大夫已經在處理了，我們得完成手續把病人交給他們。順著他示意的方向，原來他們是指後到的幾個陌生人。
我說，我回答不了你的問題，我們是同事，羅斯特大學的，這是我的駕照，拿去！
我從皮夾裏抽出駕照，扔給了他，然後推開妮可麵前的幾個警察，挾起擔架床就往外麵推。
讓我們去醫院，妮可！我一邊喊一邊使出全身的力氣把妮可往外麵推……
警察把妮可劫走了！我被押上了批判台，哥哥站在我旁邊，一條蛇在空中晃動，一會兒上一會兒下，空氣嗚嗚作響。啪地一聲，皮鞭抽到哥哥背上，白汗衫頃刻出現一道紅杠。又是一下，哥哥慘叫。台下黑壓壓的人群，個個伸直了手臂握緊拳頭，在空中揮舞。哥哥趴在地上，全身都是血。
我坦白……我坦白！我邊哭邊叫，睜開眼睛，發現自己躺在床上。周圍一片白。什麼都看不見，白茫茫的鵝毛大雪。母親拉著我快凍僵的小手，踏在沒膝的雪地裏。我們坐了一天的長途汽車，我的腿在顛簸中麻木得幾乎抬不起來。過年前夕，父親死了，死在北方的一座監獄裏，要家屬去簽字辦手續。途中，母親把平時零零碎碎的埋怨說成完整的故事。我的眼睛看著窗外，一團團的白雪，輕得像棉花一樣，我讓雪花飛進來，堵住我的耳朵。遠處的田野和農舍都被蓋上了白棉被。一邊是母親的罵聲，一邊是雪白的天地。
白色的被單覆蓋著父親的身體。我沒有見到父親的最後一麵，隻記得那床白被單。多少年來，我一直想不明白，既然他扔得下我們，要和情婦私奔，為什麼在被情人出賣以後，束手就擒？更讓我不明白的是，母親隻罵那個女人，卻從來不責怪父親，我就是在母親的罵聲中長大的。我們一家四口，父親為女人而死，哥哥為女人被打成殘疾。母親一直以為我的選擇最安全，我的婚姻最保險，如果讓她知道我在美國的境況，不知她要罵什麼？
房間裏有兩張床，隔壁的床空著。孤零零的我，躺在白色的床單下麵。我看見父親向我走來，穿著白大褂，冷漠無情的臉，我們之間隔著淡淡的白色煙霧。父親後麵跟著大哥，除了臉，都是白的，好像陌生人一樣。我想坐起來，我的手被綁住了，身體動彈不得。警察來了，把我推了出去。
一個女人的聲音，英文發音，叫著我的名字。
這是什麼地方？我怎麼睡在這裏？為什麼隻有我一人？
這是久瑟夫醫院，任平先生，你終於醒了。女人穿著藍色工作服，帶著護士帽，前額飄著一縷棕色卷曲的頭發。她伸出手來，微笑著說道，我是安娜。
安娜，我沒病，你們弄錯了，你們弄錯了！有病的是妮可。我一頭倒在床上，覺得天地都在轉，一個護士變成了兩個、三個，一排人站在我的麵前。眼睛潮濕了，淚水像蟲子一樣從眼角旁爬出來。
很抱歉，任平先生，你是我的病人，我隻對你負責任。
我閉著眼睛斬釘截鐵地說，我不是病人！妮可？斯密絲，是哮喘病人，我送她來醫院。她還活著嗎？
任先生，你昏迷了兩個多小時，是被救護車送進來的。
我用被單包住頭，無話可說。心裏想，我是如何來醫院的？記憶的空白，難道我真的病了嗎？
安娜脾氣很好，聲音柔和，她說，過一會兒大夫就來看你。
我躲在被單下麵，不敢看她。安娜走了，我起來，發現身上的衣服和腳下的地板、門窗、床架、桌椅、牆壁、天花板都是白色，嗬嗬，白色掩蓋一切，讓我失去記憶。耳朵嗡嗡作響，好像有人在說話。我屏住氣，卻什麼也聽不見。做一個深呼吸，感覺空氣有氣味，好像消過毒一樣。抬腳跨出去，騰雲駕霧一樣，飄了起來。扶著白牆走過去，廁所在門旁，推開也是一片白。白色的浴簾，白色的水池和抽水馬桶。我想解手，站不住，隻能坐在馬桶上。解完手，擰開水龍頭，看著鏡子裏的臉，蒼白的皮膚，無神的眼睛，嘴唇幹裂，毫無血色。
丁零零，電話鈴聲並不響亮，如同大提琴上幾個沉悶的音符，但是，卻把鏡子裏的我嚇歪了嘴。我抽下一條白毛巾，一邊擦臉一邊從廁所走出來。電話在哪裏？隨著鈴聲，我看到床頭旁的牆上，有一個白色的電話。
那是一個美國女人的聲音：請預訂午餐，今天的菜單是……
午餐？我說，什麼？三文魚，土豆泥？NO，NO，有沒有炒麵？中國炒麵？
嗬嗬，中國炒麵？YES，雞肉炒麵。晚餐菜單是，意大利肉丸麵條……
沒有米飯嗎？我要吃米飯。
OK，沒問題，墨西哥米飯，豆泥，牛肉片。什麼飲料？
好吧，墨西哥米飯。桔子水。我掛了電話，心想來美國這麼多年，從來沒有吃過墨西哥米飯，天知道是什麼東西？肚子果然餓了，餓極了。
掛上電話，我重新拿起來，問：妮可怎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