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星期天的上午,發橋又來“陪”我。他給我帶來了一本古典小說《二刻拍案驚奇》,自己則捧著一本雜誌看。村裏能幹活的大人小孩都下地幹活去了,幾個四、五歲的兒童在草朵周圍捉迷藏,攆得一群雞子嘰嘰喳喳地四散而飛。發橋聚精會神看著雜誌,對眼前的一切充耳不聞。我拿著書,不停地翻著,一個字也看不進。我合上書,想求發橋幫我,卻又不知道從何開口。
發橋大概看完了一篇文章,便把書放在椅子旁邊的地上,伸了一個長長的懶腰。他見我沒有看書,就撿起雜誌,走過來,把雜誌遞給我:“不喜歡看古典小說,就看這個。”
“你願意幫我嗎?”我沒有接他遞來的雜誌,站起來盯著他問道。發橋膘了我一眼,把雜誌塞給我,拿過《二刻拍案驚奇》,一言不發地轉身回去在椅子上。
“你知不知道我是被拐賣來的?”我衝著發橋問道。
發橋像是沒聽見似的,打開書繼續看。
我走到他的麵前,雙膝跪下,哭道:“陳老師,你是有知識的人,應該是非分明,他們這樣把我囚禁在這裏是犯法的。你要救救我。我求你了!”發橋見我來這一招,心就慌了,連忙扔下書,俯身扶我:“快起來,不要哭,有話好說。”
“如果你不救我,我隻有死在這裏。”我賴著不起,哭得更凶。發橋撒手,站起來對我說:“你這成什麼樣子?如果你不聽勸,誰也不會管你。”
我見發橋的話留有餘地,覺得他內心可能還是想幫我,就聽了他的勸告,站起來不再哭了。發橋讓我坐在他的椅子上,過去將我的椅子往前挪近了我一些自己坐下,說道:“不是我不願意幫你,是沒有辦法幫你。”
“你可以幫我報警呀。”我提醒道。
“報警?”發橋停頓了一下繼續說,“當然也可以。那樣的話,大橋的爸爸、媽媽,甚至姐姐都有可能坐牢,幾個家庭就永遠地毀了。還有,如果族人們知道是我報的警,我恐怕也不能在村裏呆了。”
“他們會把你怎樣?”我問。
“輕則挨扳子,重則丟小命。”發橋說。
“我不信。”我懷疑發橋在找由頭,不想幫我。
“你不知道山裏的風俗,所以你不信。”發橋像是給學生講課似的抑揚頓挫起來,“幾年前,我們村有一名叫陳武安的青年與一名叫陳善珍的姑娘好上了。算起來,他們是同一個祖宗的第九代。在我們這裏族人是禁止通婚的。可是,陳武安與陳善珍愛得死去活來,他們聽不進任何勸告,執意要結婚。不久,他們沒有拿結婚證就住到一起了。雙方的父母因此在村裏抬不起頭,見不了人,請求族人們正家法。結果,陳武安被綁在一個石磨上沉到了村前的池塘裏,陳善珍被趕出了村寨。陳武安死後不久,陳善珍偷偷的跑回村寨,吊死在村後的一棵樹枝上。”
“難道沒有人來管他們?”我又問。
“天高皇帝遠,誰管得了?”發橋反問道。
“難道這裏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管不了村民?”我激動起來。
“法律當然能夠管住村民,但是法律管不住一種勢力,一種習俗。村民幾百年甚至幾千年來形成的習俗是誰也管不了的洪水、猛獸。”發橋像是發表在演講。
“愚昧,愚昧。”我不停地搖頭。
“愚昧,你說村民愚昧嗎?”發橋走到我的跟前質問我。
“不把法律當回事,難道不算愚昧?”我反問發橋。
“可是,不把法律當回事的難道僅僅是山寨的村民嗎?”發橋轉過身,來回走動著,繼續他的演講,“國家的法律規定,公民一律平等。但是,山寨的村民能要求與城裏人平等嗎?譬如,我們教師,上一樣的課,教一樣的學生,公辦教師每月300多元,而民辦教師隻有40元。”
“這完全不一回事。”我申辯道。
“怎麼不是一回事?”發橋突然激動起來,“這不也是不執行國家法律嗎?”
“這是由於國家太窮的緣故,並不是人為的不執行法律。它與村民因愚昧而置法律於不顧有本質的區別。”我試圖說服發橋。
“那好。我再問你,我們的法律不是規定,公民有遊行、集會和結社的自由嗎?你敢去遊行,敢去成立一個政黨嗎?這個跟國家太窮沒有關係吧?難道那些不讓你遊行和結社的人也愚昧嗎?我看不盡然。他們有的是出於一己私利,有的則是屈服於一種勢力、一種習慣。”發橋越說越激動,聲音越來越大,幾個捉迷藏的兒童以為他在與我吵架,都圍過來看熱鬧。我感到無法說服發橋,便不再作聲。發橋見一群兒童圍過來,就衝他們說:“走,走,玩你們的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