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問她：“去不去？”
她瞪了我一眼：“這還用問？”
那是一個思想裂變的時代，三十多名全省各市推薦上來的在當地風頭正旺的業餘作者雲集沈陽。其裂變程度可想而知。一群風流倜儻的中青年男女，開口薩特、尼采，閉口加西亞·馬爾克斯、艾特瑪托夫。人手一本或《百年孤獨》，或《第二十二條軍規》的人們，大談其意識流和黑色幽默。如果你不會背誦顧城的“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尋找光明”、北島的“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誌銘”，那簡直就沒有資格與我們坐在一起談文學。在性解放的五彩旗幟下，在“文人無德”的口號聲中，部分有婦之夫和有夫之婦，在紅杏出牆的那條小路上，“伸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蕩蕩”地纏綿悱惻。而我卻利用這一難得的創作機會，先後發表了反映現實生活的《四姐星》、《鶴翅》、《龍骨》、《冷口》等多部中短篇小說。並於一九八五年初，加入中國作家協會遼寧分會，成為名副其實的一名業餘作家。
在文學院的兩年學習期間，我們係統進修了大學中文係本科所應修完的全部課程。而大量的業餘時間，也成了學員們各自為之奮鬥的自由天地。
在我剛進文學院時，朋友鄧剛的一篇散文《唐浩這個人》發表在一九八四年四月十七日《遼寧日報》的副刊上。散文的結尾處，鄧剛寫道：“……前兩天，文學院的一位同誌來信告訴我：唐浩現在雄心勃發！氣勢極盛，來文學院不到兩個月，已經完成了兩個短篇，還有一個中篇正在構思……我想，唐浩此時大概又在仙鶴起舞般地構思了，願他飛得高。”
就在我列出七八篇中短篇小說創作計劃，準備為之一搏時，那年秋天，《海燕》雜誌社的沙仁昌老師來文學院組稿，他的一句話，徹底改變了我的人生軌跡。我知道了，大連電視台正在招募電視劇的責任編輯。
一生仙居在丹東鳳凰山下的林和平，一直是我在文學院期間唯一的談話對手。在之後幾十年的創作生涯中，林和平創作了諸如《繼父》、《女人一輩子》、《人活一張臉》﹑《血色殘陽》﹑《風和日麗》、《小姨多鶴》等一大批深受國內觀眾喜愛的電視作品，我則成了他多部作品的責任編輯。
在文學院期間，我和林和平性情相投追求相似，文學內外無話不談，可謂可以傾吐肺腑之言的摯友。在我不在文學院的日子裏，我的來往信件全部由林和平收存。文學院幾次搬家，林和平忠誠地替我整理好行李書籍。長此下去，同學們給他起了個綽號“唐辦主任”。
“老唐，你得為文學院畢業之後的下一步考慮了。”林和平小我八歲。說起話來卻頗有老成持重之感：“能在結核醫院當一輩子采購員嗎？”
“我該如何？”我問和平。
“回去，托人找關係去電視台。”他斷然地說。
“找誰呀？我誰也不認識。”我為難了。
“找沙仁昌去，他會有辦法。”林和平絕不白給。
第二天中午，我就請假回大連了。
沙仁昌老師見到我後一愣：“你怎麼回來了？”
“是你讓我回來的。”我開玩笑說。
當他得知我想去電視台工作後，眉頭立刻皺了起來：“難呐，你想想看，你都這麼大歲數了，又是工人編製。”說著，他搖了搖頭：“除非找董部長，讓他幫你說句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