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八月，住在北京安定門外和平裏中央樂團家屬宿舍的人們，經常被樓裏下水道堵塞搞得手忙腳亂。
“又堵了……”鄰居們相互之間找搋子，幫忙疏通廁所的排水係統。“不知道哪家又銷贓呢。”大家都心知肚明，但嘴上卻誰也不言語。
此間，住在八號樓一單元二樓三號的三舅、舅媽和望一姐，在幾乎沒有時間將家裏珍藏了幾十年的影集裏的照片予以甄別的情況下，便開始趕在紅衛兵到來之前，銷毀這些“封資修”的證據了。他們先是在廚房裏用火燒，但濃煙驟起，險象環生。還是三舅心細：“撕吧，先把相片撕碎了，然後用抽水馬桶衝下去。”
天剛放亮，住在樓上的小提琴家楊秉蓀的夫人，就拎個搋子跑來敲門了：“望一呀，廁所的下水道是不是又堵了……”
那天晚上，在三舅家銷毀的一千多幅照片中，有一張照片是最值得留下的。為此，母親一直惋惜地說：“你姥姥就留下了這麼一張照片。”
那是一張六十六年前的老照片。因底版曝光有些過度，照片上的影像顯得很淡，像蒙了一層致密的塵埃，一層光亮的薄霧。
照片上一位麵色黝黑的中年婦女，緊蹙著雙眉，站在一片紛亂的廢墟裏，一身灰色的長衫因汙皺而顯得狼藉。那婦人的目光裏充滿愁苦與絕望，與放在她身旁一口小棺材裏的那張平靜卻毫無血色的女孩子的臉，形成強烈的反差。
我從小就不敢正視這張照片，因為母親告訴過我們，照片中的那位婦人，就是我姥姥。而棺材裏那個像白蠟雕塑的小姑娘，就是我大姨。這張照片是一位美國傳教士給拍的。那是庚子年（一九〇〇）的夏天，姥姥全家在圍困中的北京肅親王府的院子裏。
姥姥姓郭，京東香河縣人。和舊中國大多數的婦女一樣，姥姥根本就沒有學名。嫁給姥爺後，人們本應叫她李郭氏，但姥爺卻給姥姥起了個學名叫郭路德。在《聖經》舊約裏，路德是一位非常賢德並能忍辱負重的女人。
我姥爺叫李文鎔，字陶軒，祖籍北京。據老一輩人說，他們這一支李姓，是南唐後主李煜的嫡嗣後人。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電影《一江春水向東流》重新上映時，母親曾提到過這件事，我也因此學會了那首“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的讓人盡情傷感的詞章。當然，這些都已無從考證了，但就我所熟悉的李氏血緣親屬當中，確實有眾多在音律丹青方麵頗具天賦的人，這可能真的要歸功於當下大家所說的遺傳基因了吧。
我太姥爺叫李永泰，字子安，曾是清廷鑾駕庫的一名武備。姥爺是他的長子。年輕時，姥爺就信奉基督教，並很快成為一名鄉村布道人，活躍在京東通州香河一帶。
自元代起，通州就是京杭大運河的一個最重要的碼頭。每年從三月開河到十一月封河，在不到九個月的通航時日裏，這裏竟能接送三萬多艘從江南逶迤北上的大帆船。華東南及運河沿岸的地方官吏，通過漕運將每年上繳朝廷的銀兩、糧秣、木材、茶葉、絲綢、鹽鐵等大批物資運往京城，通州口岸一時間檣櫓如梭，商賈雲集，十分繁華。
然而，進入十九世紀中後期，隨著清政府國力漸衰，加之江淮太平軍及山東撚軍的持續襲擾，內河漕運遭受空前打擊。而洋人開辦的近海航運公司，又使大批南方物資轉運海上，一時間，通州一帶數以萬計靠運河維係生計的農民，就此斷了糧草。而恰在此時，山東高密民眾以“洋人築路，斷我龍脈”為由，用大炮轟擊了修築膠濟鐵路的德國人，將原本蟄伏於民間的滿腔怒火直接引向各地教會與洋人，義和團練應運而生。消息傳到通州，滿街閑人即在城裏築起壇口，嘯眾起事仇教滅洋。俟至庚子年（一九〇〇）暮春時節，通州街頭已到處張貼仙師降壇乩語曰：“大難臨頭，隻在今秋。白骨重重，血水橫流。惡者難免，善者方留。但看鐵馬東西走，誰是誰非兩罷休。”
幾經波瀾，通州一帶的基督徒變得惶惶不可終日。
最先提出往北京逃的，是一位姓張的寡婦街坊。兩年前丈夫去世後，張寡婦與五個兒子相依為命，生活舉步維艱。而大凡這樣的弱者，不久便都皈依了基督教，因為他們需要神的慰藉與護佑，祈盼萬劫之後能升入天堂。
姥姥當時隻有大舅大姨一對兒女，大舅七歲，大姨六歲，兩年前出生的二舅於產後七天夭折，而當時姥姥又懷上了第四個孩子。麵對大街上日漸蔓延的騷亂，性情溫和的姥爺如坐針氈。他原本準備帶家人與張寡婦母子一起進城躲躲，但因為當時有很多市井流言，說朝廷已被義和團蠱惑，決心招安團練共禦外侮。如此看來，即便逃往京城，也凶多吉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