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倒真是個消息！遺囑裏當然沒有什麼漏洞；我也想不出什麼人會對它感興趣。（為了讓不了解的人弄清楚，我也許該在這裏解釋一下。法律規定，任何人隻要付一先令，就可以在民法博士會館，查閱任何一份遺囑。）
“你聽說了是誰查閱的嗎？”我問道。
“是的；那職員毫不隱瞞地告訴了我。是斯基皮－斯莫利公司的斯莫利先生。那份遺囑還沒有複製，所以沒有辦法，隻有打破常規，讓他看原件。他看得很仔細，還做了記錄。你知道他要找什麼嗎？”
我搖了搖頭。“我會去打聽的，”我回答說，“要不了一天。”說完這幾句話，我立刻回到了自己的辦公室。
要是別的律師事務所，對死人的遺囑進行這種莫名其妙的查閱，我可能不容易查出原因來。可是我對斯基皮－斯莫利公司有些把握，使我做的這件事比較容易。我的民法秘書（一個很精幹的人）是斯莫利先生的兄弟；由於這種間接的關係，過去的幾年中，斯基皮－斯莫利公司一直從我這兒攬活，都是些因各種原因我覺得不值一幹的案子。這樣一來，我的職業上的庇護對這家公司非常重要。對眼下這事，我打算在必要的時候，提醒他們我給予他們的惠顧。
我一回來就對秘書說了；告訴他發生的這一切之後，我就派他去他兄弟那兒，“轉達布羅夫先生的問候，並轉告他們他很想知道他們為什麼要查範林達夫人的遺囑。”
這口信使斯莫利先生在他兄弟的陪同下來到了我的辦公室。他承認他是應委托人的要求行事的。他還問我，他要再說下去算不算違反職業道德。
我們稍稍爭論了一會兒。他無疑是對的；我是錯的。問題是我很生氣並且疑心，所以堅持要多了解一些。更糟糕的是，我聽不進別的話；我要求完全由我來決定。比這更糟的是，我濫用自己的優勢。“請你選擇，先生，”我對斯莫利先生說，“是想失去你的委托人的業務呢，還是我的。”我承認，我簡直無寧質疑的是個暴君。像其他暴君一樣，我是不達目的決不罷休。斯莫利先生毫不猶豫地做出了他的選擇。他妥協地笑了，然後說出了他委托人的名字：
高德弗利?艾伯懷特先生。
這就夠了——我隻想知道這麼多。
寫到這兒，有必要讓讀者對範林達夫人的遺囑，了解得和我一樣清楚。
簡單地說，雷切兒?範林達隻有終身財產所有權。她母親的直覺，加上我多年的經驗，使得我們替她去掉了全部的責任，使她將來不至於成為某個貪婪、無恥之徒的犧牲品。她也好，她丈夫也好（如果她結婚了的話），從土地或是現金上都拿不到一分錢。他們可以住在約克郡和倫敦的房子裏，享有豐厚的收入——僅此而已。
我查明那事以後，一時不知下一步該怎麼辦。
我聽到範林達小姐訂婚的消息還不到一個禮拜。我一向真誠地敬愛她；當聽說她要把自己交給高德弗利?艾伯懷特先生的時候，我真是說不出的悲傷。我始終認為那家夥是個油嘴滑舌的壞蛋，如今正應了我對他的看法，居然公開暴露了他結婚的目的啦！您也許會說，那又怎麼樣？這種事天天都有。不錯，我親愛的先生。可是，這事如果發生在您妹妹身上，您會怎麼想？
我現在首先想到的是，他的律師發現遺囑的內容後，高德弗利?艾伯懷特先生還會保持婚約嗎？
這完全要看他的經濟狀況了，對此我並不了解。如果他的狀況還不太糟的話，他也許會衝著她的收入而娶她。如果是另一種情況，他短期內急需一大筆錢，那麼範林達夫人的遺囑正管用，可以保護她的女兒不落入壞蛋之手。
假如是後一種情況，我就不必在雷切兒小姐正為她母親哀傷的時刻，拿即將暴露的事情去增添她的煩惱。假如是前一種情況，我要是保持沉默，就等於聽憑她去嫁給一個會累她終身受苦的壞蛋。
我到倫敦艾伯懷特夫人和雷切兒小姐下榻的旅館去拜訪她們之後，就沒再捉摸這事了。她們告訴我說，她們第二天要去布萊頓，而高德弗利?艾伯懷特先生突然有事，不能與她們同行。我立刻提出要代替他。光是想到雷切兒?範林達，我還可能猶豫不決。現在一見到她，我立刻打定主意，不管發生什麼，也要把實情告訴她。
我到達的第二天，和她一塊出去散步時，我終於找到了機會。
“我能不能和你談談，”我問道，“有關你訂婚的事？”
“行，”她平靜地說道，“你要是沒別的好說的話，就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