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等他說話就咆哮起來：“您不能這樣對我不信任！我不是小孩子了，我是個成年人，我有自己的思想！”
我的憤怒當然在鄭謙同誌的意料之中，他在不接電話之後早把對策想好了，現在他是以逸待勞。他冷靜地聽我嚷，聽我哭。我實在是不爭氣，說著說著就流眼淚了。然後，他平靜地說：“我當然也想弄清很多事情，其實很多事我也不清楚。”
“那您必須叫上我！”我負氣地說。
他沉默了一會兒，說道：“不是不想叫你。但是，我們這個職業，殘酷的東西太多，尤其是過去……你能承受嗎？”
我無語。我當然知道警察這個職業的殘酷。可我也不服氣，我覺得父親總是小瞧我，他不知道，在我的大腦中，我設想到了多少殘酷的事情。
就像警察學校女教官雲然的慘死。我曾經試圖在網絡上查找到雲然的情況，但幾乎沒有。這也並不奇怪。在漫長的革命過程中，有多少壯烈犧牲卻青史無名的英雄呢？我在這裏用了“幾乎”這個詞，說明我還勉強查到了一點兒東西，隻不過太少太不完整。我隻知道雲然是某個湖南大戶人家的小姐，原本姓姚。如果不投身革命，姚小姐的一生注定衣食無憂。然而她革命了。她從日本留學回來就加入了共產黨，她是如何入黨的，她是如何走上和自己的父輩截然相反的道路的？已經無可考證。就連一個柔弱的女孩子為什麼成了警察學校的教官，也已經是千古之謎。
下大雨的那天她當然是反抗了的。從警察、憲兵一衝進門來，她就知道最後的日子來臨了，她立刻就抱定了必死的決心。她躲在房子裏，一邊銷毀著文件，一邊鎮靜地開槍射擊，把衝在最前邊的家夥打倒。但她顯然是寡不敵眾的，於是她便在敵人踹開房門的一刹那向自己的太陽穴開了最後一槍。
我曾經在許多文章裏讀到過敵人的殘暴和野蠻。這種殘暴與野蠻已經漸漸淹沒在曆史裏，和我們今天這個文明社會漸行漸遠。但是，暴行畢竟發生過。即使不翻開厚重的書頁，血染的字跡仍然滲透在字裏行間，讓人們驚悚。那一天，淋得像落湯雞似的警察和憲兵們，在背靠房柱挺身坐著的女共產黨員麵前，愣愣地站了半天。他們一定有一種失落感，因為他們沒有抓住活的，卻不得不麵對著一具高傲的屍體。他們惱火了，他們肆無忌憚地開始了他們的獸行。他們剝去了她的衣服，他們侮辱她，最後，他們砍下了她的頭顱，提著走出罪惡的現場，向呆立在操場上的警察學生們展示。
她的麵容始終安詳、美麗，因為她知道自己其實是勝利了。她坦然地麵對著自己的學生，用最後的微笑再一次向他們宣傳了自己的信仰。
這是怎樣的殘酷？
我知道陳鬱的手在那一刻死死鉗住了弟弟陳鄭的臂膀。陳鄭是完全靠了哥哥的力量在那一刻挺過來的。而我也猜測，就在那個時候，陳鬱的信仰也一定轟然倒塌了，他開始痛苦地審視自己的良心。
因此，後來那個以第一名的成績畢業的優秀學生已經是假象了，他已經和他要維護的政權開始離心離德。他支持並掩護了弟弟的逃走，在弟弟走的那一刻，他也一定說了一些話。他會說，你去吧，而我不能走，因為我是長子，我要養家。我娘沒有了，二娘就是我親娘，我替你養活她吧。
後來，他做到了。而且，他也終於走上了和弟弟一樣的道路，他成了一個優秀的潛伏者，一個堅定的共產黨人。
但是，他和弟弟陳鄭的重逢是怎麼回事呢？我的老父親來到北京，也是為了破解這個謎嗎？
我徘徊在天安門廣場。太陽漸漸地向天邊移去，卻越發地火熱起來，把天際染成緋紅。人們慢慢地聚攏，大家在嚴肅地等待降旗的儀式。就在這個時候，有人拍我的肩。我回頭，鄭謙同誌平靜地看著我的眼睛。
15
“我是一個很呆板的人。”
父親用這樣一句話開始了他的述說。他說這話的時候，我們坐在後海的一個飯館裏。窗外就是後海的水麵，沿岸的燈影在波紋中跳動，北京最寧靜也最美麗的景色在我們眼前鋪陳開來。
“您胡說。”我用紅燒肉塞滿我的嘴，含混不清地反駁他，“您是公安局局長和文工團團員的兒子，從遺傳基因角度說您也不會是個呆板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