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關了電腦。可是那台老電腦的速度比牛車還要慢。鄭謙同誌就盯著屏幕問：“還在查資料？”
我說是。他就不再吭聲，好像在思考。我等著他，我想他是一定會說些什麼的。我的家族曆史在一夜之間複活，對於我和他來說，都是大事。百年的風煙從陳年檔案裏飄出來，火藥味兒在我們的鼻孔裏鑽進鑽出。我想，他一定也不安寧。
可是，他卻沒有和我說起我想聽他說的事。他隻是坐了一會兒，然後說：“我寫了點兒東西，想讓你幫我看看。”
我大吃一驚：“爸，您沒搞錯吧？我？我幫您？看東西？”
他卻不回答。起身走向我，手裏舉著一個U盤。當他打開文件後，我看到的標題是《關於我市公安工作改革的一點兒思考》。我不禁笑起來：“爸，您不在公安局多少年了？在市裏您又不分管公安，您這是何必？”
“一點兒想法而已。”鄭謙同誌居然笑了一下，他的笑容竟還帶著一點兒羞澀，“你看看，提提意見。你說得對，我畢竟離開公安多年了，也不分管公安，平時也就是看到些點點滴滴而已。”
我沒有說話。我心裏有一點兒發酸。鄭謙同誌不是個好警察，這一點我聽我老媽說過，也聽別的叔叔阿姨講過。而我想，也許，他就不應該當警察。人一生所從事的職業是一種命運的碰撞，也許就對，也許就錯。我聽老媽說過，老爸上中學時是個圍棋高手。盡管因為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受教育不多，但自學成才，棋藝高超。有一回他和當地唯一的七段交手，雙方從正午戰到黃昏，直殺得天昏地暗，圍觀者無不噤若寒蟬做聲不得。最後，雙方戰成平局。七段心胸狹窄，竟噴出一口血，然後憤然離去。而我老爸，大笑一聲，想站起來，腿卻僵住了，半天動不得。
這也許是鄭謙同誌最輝煌的時候了。
就在這盤棋下完的時候，有個人叫住了要走的老爸：“你是鄭謙？鄭局長的兒子？”
鄭謙不吭聲。他的父親、我的爺爺鄭天明在運動中被人打死，這是鄭謙最不願提起的一幕。而那個人卻追著他不停地說，說他們找了鄭家好久了。說要不是時局太亂他們早就找到鄭局長的後代了。還說他們希望鄭謙繼承父親遺誌，到公安局去，做一名光榮的人民警察。
鄭謙站住說：“我不去，我隻想下棋。”
那人就說，下棋哪有幹公安好啊，幹公安是為國家辦大事。說公安局正招兵買馬。說你是公安子弟，你不當警察誰當警察?
那天是個風和日麗的日子。
在胳膊上纏了紅袖標的人們統治這個城市的時候，我爺爺鄭天明是這裏的公安局局長，被定為“走資派”。他很接受不了這個名字，拍著桌子反駁說老子革命一輩子了，身上的槍眼兒比肚臍眼兒還大，怎麼倒成了走資派？他把那個“資”字讀得很重，帶著強烈的蔑視和憤怒。於是他的強硬便招來了更強硬的迫害，再後來，他死了。
那天鄭謙始終沒有答應到公安局上班。那時的鄭謙是閑雲野鶴，從性格上說，他更像我在少年宮當音樂老師的奶奶。但奇怪的是，正是我那渾身充滿藝術氣息，據說一生和粗魯的爺爺格格不入的奶奶，在聽說了消息之後堅決要求鄭謙去公安局報到。
於是鄭謙成了市公安局辦公室的一名內勤民警。開始是外勤，但他真的幹不了。他在一具腐屍麵前沒完沒了地嘔吐讓久經沙場的老刑警都退避三舍了。大家紛紛說，算了，鄭局長為公安事業拚了一輩子命，就別讓他的兒子受這份兒罪了，到內勤吧，看這小子文文靜靜的，寫材料去吧。
我媽說：“你爸就是太不像男人了。”我的老媽是公安局少有的女法醫，她有一張在驗屍現場提著人頭的照片，讓許多人咋舌，卻讓我敬佩得五體投地。我從小就是個瘋丫頭，血液裏全是老媽的基因。而鄭謙同誌聽了老媽的話隻是苦笑，然後問道：“那你幹嗎嫁給我呢？”老媽斬釘截鐵地說：“瞎眼了。”鄭謙就沉下臉，撕張手紙擦著眼鏡，轉身進屋研究他的調研報告去了。
其實鄭謙在公安局辦公室搞調研，真的是如魚得水，竟很有些無師自通的意思。也許，寫大報告和下圍棋有相通之處吧，都要運籌帷幄，都要謀篇布局，都要靜得下心來。鄭謙很奇怪的，他說他第一次拿起筆，就感覺精神一振，就覺得有一種天降大任的感覺，電流般地在全身通暢著。想想老媽對他的愛也是有理由的，公安局“第一筆杆子”的稱號也不是白給的。
“第一筆杆子”很快得到了各方麵的重視。進公安局幾年後，鄭謙被借調進市委政法委，後來索性正式調入。接著又被調到市委調研室。從那以後，我的老爸脫下了警服，近視眼鏡片兒越來越厚，而且官運亨通，先是擔任調研室副主任，幾年後又被任命為調研室主任兼市委副秘書長。而在我的心中，好像早就忘了他是警察，曾經是警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