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後，針對住房問題，鄧小平同誌再一次說：“城鎮居民個人可以購買房屋，也可以自己蓋，不但新房可以出售，老房子也可以出售，可以一次付款，也可以分期付款，10年、15年付清。住宅出售後，房租恐怕要調整，要聯係房價調整房租，使人們考慮到買房合算，對低工資的職工要給予補貼。”
1997年，中國的住房改革正式上路。國務院提出建立“以經濟適用房為主的多層次住房供應體係”，由此終結了推行幾十年的福利分房。緊接著，眾多工廠職工掏錢購買自己租住的單位房屋。中國由此飛速進入了“住宅私有化”的時代。大致在2000年，中國房地產市場開始進入“市場化、民營化”的階段，而房價也踏上了飛速上漲的曆程。然而此時，保障性住房並未按照國務院當年的要求，成為城鎮住房市場的主體。這導致低收入和高房價的矛盾越來越深，太多的普通百姓陷入隻能看、不能買的境地。
有一種觀點講房價的上漲歸結為住房的剛性需求。從馬歇爾的《經濟學原理》到薩繆爾森、斯蒂格利茨的《經濟學》以及中國權威學者所編的經濟學教科書，都找不到“剛性需求”這一術語。很顯然，這是中國“經濟學家”對現代經濟學的獨特貢獻。剛性需求是什麼，簡單舉個例子，中國未來有2億多農民要成為城裏人，他們需要房子，這是剛性需求。因為剛性需求的存在，中國的房價長期看肯定漲。稍微有點經濟學基本常識的人都知道，經濟學裏所講的需求，不僅是有效需求、真實需求，而且是在“預算約束下”在一定時間內的需求。而我們的這些經濟學家，在談剛性需求的時候，卻把經濟學裏關於需求的概念忘得一幹二淨，隻講需求，不講居民的收入，不講在什麼時間內的需求。
高昂的房價直接影響到人們的生活。最簡單、最直觀的一個現象就是，男大當婚，女大當嫁，可是，有多少愛情死於房價？雖然兩者之間沒有直接關係，但不可否認的是，不管什麼時候，結婚總得有住的地方。中國有一個曆史悠久的傳統，老百姓都講“蓋房子娶媳婦”，在現代化的城市裏，這演變成“想買房子結婚”。然而，一套房子的價格對大多數年輕人來說，稱得上一個天文數字。再者，人們的生活除了住房之外，還有孩子的上學和老人的健康，這兩者都需要作很大的儲備，人們不可能把錢全都存到房子裏。在這樣的情況下，人們對保障性住房的渴求就不難理解了。
社會保障性住房是指由政府投資興建或收購的，限定建設標準、供應對象和銷售價格或者租金標準，具有保障性質和特定用途的住房。保障性住房與市場上的商品房相比，一個為了公益，另一個為了盈利，有著本質不同。對於老百姓而言，保障性住房的最大特點當然就是便宜、實惠。
實際上，在十多年前的住房改革中，保障性住房就已經被欽定為主角，但由於各種原因，它一直站在中國房地產這個大舞台的邊緣。現在，在中國樓市甘當了十多年配角的保障性住房，終於等來了“變換角色”的時刻。
2006年5月，國務院發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測繪成果管理條例（修訂草案）》，提出六條房產調控綱要，明確重點發展中低價位、中小套型普通商品住房、經濟適用住房和廉租住房。2007年8月8日，國務院下達《關於解決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難的若幹意見》，明確提出“進一步建立健全城市廉租住房製度”、“改進和規範經濟適用住房製度”以及“逐步改善其他住房困難群體的居住條件”。進入2008年，各地政府推進保障性住房建設的力度進一步加大。這表明，買不起商品房的老百姓，有望借助保障性住房滿足自己基本的生活需求，實現並不奢華的住宅夢想。相信隨著保障性住房的推廣，“廣廈千萬間，百姓俱歡顏”的夢想，離我們的距離將越來越近。
擴大內需，消費是做貢獻嗎
王叔是一家外企的高級管理人員，收入豐厚，家庭生活富足。可是他卻常常因兩個人的花錢而生氣：一個是他的父親王大爺，另一個是他的兒子王小寶。這生氣不是因為別的，是因為父親的過分節儉和兒子的過度消費。
王叔的父親王大爺是一個十分節儉的人。雖年已七旬，但勤儉的習慣卻一直未改。為了節省一點電費，王大爺看電視時從來都不開燈，空調從裝上到現在，如果不是王叔去他那裏開上一會兒的話，他自己是舍不得開的。當王叔因此而說幾句時，王大爺總是說：“咱住在二樓這麼陰涼，如果再開空調，浪費電不說，涼得也實在讓人受不了。”為了防止蚊子咬他，王叔專門給父親買了一盒蚊香讓他記著晚上睡覺前點上。可王大爺總是說：“不點也罷。過去在農村，有誰點蚊香。人瞌睡了自然就會睡著，這麼大個人還在乎蚊子咬兩口。”為了能免費理發，王大爺能從城西步行到城東找義務理發攤兒。為了省錢，王大爺不僅堅持自己蒸饅頭，而且也很少買菜，常常是逛菜市場時順便就揀上一些菜回來。王大爺過生日時，王叔說到飯店裏去吃頓飯，可王大爺卻說：“還是在自己家吃實惠，割斤肉，擀點兒麵，比去飯店吃強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