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把資本分為三大類，即物質資本、人力資本和信用資本。改革開放以來，前兩種資本日益受到人們的重視和關注，惟獨信用資本至今未能引起全社會的足夠重視。在中國目前的宏觀經濟運行過程中，不僅物質資本、人力資本等實體性或實質性要素供給不足，而且信用資本等非實體性或非實物性要素供給尤為嚴重不足。有人甚至認為，信用供給不足即信用缺失已成為中國市場經濟的“敗血症”。本章就中國目前第三配置失效的突出表現：信用供給不足的現狀、負麵效應、形成機理及其緩解對策等問題進行分析。
第一節 信用供給與第三配置的一般機理
一、信用的本質規定性
現代市場經濟是信用高度發達的市場經濟，即信用經濟。信用是現代市場經濟的基礎、紐帶和靈魂。司馬遷在《史記》中說過：“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孔子曰：“言必信，行必果，無信不立。”西方學者休謨講，信用是整個社會運行的基礎。而富蘭克林則說：“要記住，信用就是金錢。”“如果你是以謹慎、誠實而為人所知，那麼一年 6 鎊可以給你帶來100鎊的用場。”在一個發達的商品交換社會中，一切經濟活動的開展都離不開信用。信用已成為現代市場經濟的一個基本構成要素。可以說，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人無信不立，企業無信不長，社會無信不穩，國家無信不興。
“信用”一詞最早起源於拉丁文“crdeo”，原意為信托、信譽、相信，後被引入英文“credit”，即具有近代和現代的賒欠、債權、存款的含義。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第五篇對資本主義信用和信用製度進行了研究，形成了豐富而比較完整的信用理論。馬克思認為，信用是經濟上的一種借貸行為，是以償還為條件的價值的單方麵讓渡。他指出：這個運動———以償還為條件的付出———一般地說，就是貸或借的運動，即貨幣或商品的隻是有條件的讓渡的這種獨特形式的運動。這也是信用的基本特征。
二、第三配置及其存在的理論與實踐依據
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資源的配置除市場配置（“看不見的手”）和政府配置（“看得見的手”）以外，還存在著第三種配置力量（“第三隻手”），即信用道德等社會文化方麵的配置力量，這種除市場和政府以外的由信用道德等組成的力量對資源配置所進行的補充性配置也被稱為第三配置（嚴清華、劉窮誌，2001）。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如何培育適合我國國情的、與市場經濟建設相適應的、與市場配置和政府配置協調發展的有效的第三配置，是擴大內需、實現中國經濟增長與經濟發展過程中麵臨的一個重要的嶄新課題。
“第三配置”這一概念在學術界存在多種表述，如第三部門、第三域、第三隻手、誌願域、非營利領域、公共領域、社會經濟等。第三配置理論的提出，則有其深刻的理論依據和實踐依據。
首先，第三配置理論的提出，有其深刻的曆史背景。眾所周知，市場配置（“看不見的手”、“第一隻手”）是由《國富論》的作者亞當·斯密發現的。他在秉持經濟自由主義的前提下，對國家的作用和政府的動機表示極大的懷疑。他在其“自私的動機、私有的企業、競爭的市場”這個自由製度的三要素基礎上，對國家應承擔的職能和任務進行了科學的界定。他認為，不斷增加國民財富的最好辦法就是給經濟以完全的自由，無須政府進行幹預。政府所承擔的義務僅限於保護社會，使之不受侵犯；保護社會上的每個人，使之不受其他人的侵害；建設並維持某些公共事業及設施。市場配置（“看不見的手”）在社會經濟的運行中居支配地位，而政府則應充當“守夜人”的角色。斯密的學說，整整征服了歐洲數個世紀。而20世紀30年代的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大危機，則宣告斯密單一的“看不見的手”失靈。
麵對危機，凱恩斯提出了“看得見的手”，並將其作為對亞當·斯密提出的夕陽式的“看不見的手”的替代範式，從而把注意力轉向國家和政府。凱恩斯在其理論中設定了以下三段論：其一，存在失業是自由放任經濟學中的主要缺點；其二，存在失業的根源在於有效需求不足；其三，有效需求不足是由三大基本心理因素（心理上的消費傾向、心理靈活偏好、心理上對資產未來收益之預期）和三大基本心理規律（邊際消費傾向遞減規律、靈活偏好規律、資本邊際效率遞減規律）的影響造成的。為克服有效需求不足，凱恩斯主張加強政府對市場經濟的幹預，即政府應利用多種手段來刺激消費和增加投資，以糾正自由主義市場經濟中出現的“市場失靈”問題。凱恩斯“看得見的手”的提出及在各國的實際運用，使西方成功地擺脫了經濟危機的厄運並再度複興。凱恩斯也因此榮膺“戰後繁榮之父”的尊稱。但20世紀70年代西方“滯脹”的出現，又宣告凱恩斯主義失效。
綜合西方經濟學界關於政府與市場話題的變更史，可以發現，數百年來，人們在討論關於經濟學的話題時始終未能突破“政府和市場為兩極手段”的二元性思維。這種二元式思維，在考察政府與市場的關係問題時，其實已暗含了一個假設前提，即政府與市場在功能上總是互補的。從而未能找到真正能解決市場失靈與政府失靈的第三條道路。事實上，以上理論假設，已經被理論和現實所證偽。
從理論上而言，市場表現為私人領域，單純的市場取向在個體的主體性、創造性得以張揚的同時，又充當了解構整體性社會的力量，即市場絕對的個人主義價值取向一方麵為充分競爭創造了前提，另一方麵也是導致個體的社會關懷喪失，社會原子化和碎片化的禍首。這正如馬克思所說的，市場使人和人之間除了赤裸裸的利害關係，除了冷酷無情的“現金交易”，就再也沒有任何別的聯係了。一句話，市場自身不具備進行個體力量整合的機製和功能。而政府則表現為公共領域，負責公共產品的生產。政府的屬性之一是社會性，政府這一主導性質決定了它應以社會整體為價值取向。它總是力圖將社會上各種異質性力量整合到現存的體製框架內，以經濟、法律等手段維係社會的整體存在，促進社會的整體發展，力圖將各種向度的社會力量整合為單向度的力。因此，單純的政府取向在保證社會的整體存在的同時，又極易淪為扼殺個體創造性的殺手，銷蝕個體本應具備的價值理性，將多彩的個體還原為僅有工具理性的“單向度的人”。政府和市場內在缺陷的天然存在，使得人們無法在二者之間做出非此即彼的單項選擇。也正是由於這二者之間關係的難以調適，才會出現政府在角色轉換過程中的“一死就放，一放就亂，一亂就收，一收就死”的惡性循環。
從實證的角度看，即使在“看得見的手”與“看不見的手”共存的情況下，也仍會出現大量令這兩隻手不知所措的現象和問題。兩隻手都無法徹底解決，諸如資源的非最優配置、產業結構的不合理、信用失效等問題。而且造成“市場失靈”的原因，即信息的不完善和市場的不完全，同樣也會導致政府失靈。因此，政府不是解決市場失靈的良劑，市場也不是解決政府失靈的對症藥方。惟一的現實選擇在於探尋一個既有公共領域的特質又有私人領域特質的“手”來填補傳統兩隻“手”均無法達到的功能上的真空。
其次，第三配置理論的提出有其豐富的理論依據。比如，諾思1981曾提出經濟增長有三大變量：產權、國家和意識形態；厲以寧（1997）指出除國家調節和市場調節外，還有習慣與道義調節；張雄（1996）論證了習俗與市場之間的關係；唐能賦（1998）呼籲注重市場經濟、政治法律和倫理道德的製衡研究；嚴清華、劉窮誌（2001）分析了第三配置及其路徑依賴偏好；秦暉（2002）則對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第三部門問題進行了對比分析等。
最後，從實踐依據看，在人類曆史上，在交換出現以前的長時間裏以及在部落與部落之間的交換出現以後的一個部落內部，其資源配置既不是市場也不是國家，它隻能是第三種配置力量。在自然經濟階段，第三配置的路徑得到強化，市場配置始終位居其次。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第三配置雖然作用巨大，但相對於市場配置和政府配置來說，其功能隻能是補充性的。
三、第三配置的功能分析
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第三配置在社會經濟資源配置中具有彌補市場和政府缺陷的補充性功能。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麵：
首先，它有利於降低市場交易成本。現代市場經濟中交易成本之所以發生，其根本原因在於經濟行為主體的行為結果在未來的不確定性，由於人們無法完全掌握未來，要想減少未來不確定性對於經濟活動的衝擊，人們通過契約形式的信用製度安排來降低交易的不確定性。具體說來，個人間和廠商間的大量交易，都是在和許多陌生人和組織打交道中完成的，都是基於信用基礎上的重複性運作，摩擦和不確定性比較小，交易的後果可以預見。諸如德國學者在其《製度經濟學》一書中所言，在銀行，我們對其儲備和管理一無所知，但卻將辛辛苦苦掙來的錢交給出納員，並可能在數秒中之後便將他的麵容忘得一幹二淨；在我們以前從未進過的醫院裏，我們卻會答應由醫院中從未謀麵的醫生給我們做手術；我們會向轎車送貨商預付車款，而這些轎車卻要在外國工廠中由根本不會與我們見麵的工人們來製造。然而，在這些場合，我們都相信，我們肯定能得到值當的服務？？如果這些規則得不到普遍的遵守———就像一次戰敗或內亂後社會陷於崩潰時的情形———那麼我們良好的生活所賴以維係的大量人際交往活動就再也不可能展開；於是，我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將驟然下降。簡·雅各布斯在其《生存的係統》一書中說過，在將一筆很大的錢存入外國的一家銀行之後，我突然發現，我將我的資金交給了銀行中一個素不相識的人。我對這家銀行一無所知，而且它還處於一個舉目無親的城市之中？？而換回的僅僅是一張帶有潦草字跡的薄紙，上麵寫著我看不懂的語言。我明白，我為自己所啟動的是一個商務誠實方麵的巨大信托網。它使我忐忑不安地意識到，那麼多被我們在商務交易中視為理所當然的事竟然是懸垂在一張如此脆弱的網上。總之，信用製度通過提供一係列規則來界定交易主體之間的相互關係，有效維持市場中的交易鏈條，保持市場交易通道的流暢，以減少市場環境的不確定性，從而減少交易中的協調、組織、控製、監督等成本，並進而增進生產和投資性的活動，提升經濟係統的運行效率。這正如喬治·吉爾德所說的，市場交換的成功“有賴於成員保持誠實並履行經濟上的償還責任。”
其次，它有利於通過製度化向社會提供行為準則信息。信用、道德、習俗、思想觀念等非正式製度規則通過固定人類行為範式，或者設定人類行為界限，向其他當事人提供信息，從而有利於引導人們進行合理的消費與投資活動。比如，許多習俗、信用道德和思想觀念從主觀價值上規範人們的行為，從而直接影響人們的消費行為，啟發人們的消費預期。
再次，它有利於克服“搭便車”行為。所謂“搭便車”，就是指某些人或某些團體在不付出任何代價（成本）的情況下，從別人或社會那裏獲得好處（收益）的行為。“搭便車”行為的發生雖與產權界定不清、外部性和公共產品有關，但若深入到行為主體的思想意識去分析，則緣於信用道德規則約束力的下降。而強有力的信用道德規則約束對於阻止“搭便車”行為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此外，它還能約束人們在經濟行為中的機會主義行為。機會主義行為在經濟運行中的典型表現有：成本外部化而收益內部化、不講信用、假冒偽劣產品泛濫等。而機會主義行為的存在，一方麵源於經濟體製的不合理，另一方麵與信用道德約束的失效也密切相關。而重視第三配置的作用，強化信用道德的有效約束，則有利於克服或減少人們在經濟行為中的機會主義行為。
第二節 中國信用供給不足的現狀、危害及症因
一、信用缺失或絕對短缺：中國目前第三配置失效的主要表現
在中國目前的經濟轉型過程中，我國不僅麵臨著“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問題，而且還麵臨著日益嚴峻的第三配置失效問題，其突出表現就是比較嚴重的信用失效問題。
從孔子的“人而無信，不知其可”，到普通百姓的“有借有還，再借不難”，誠實守信是中華民族千百年來的傳統美德。然而，由於種種原因，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近些年來，廣泛而嚴重的信用危機已成為我國市場化過程中無法回避的障礙，信用已成為中國目前最為稀缺的資源，信用缺失或絕對短缺幾乎遍布我國經濟生活各個環節和方麵，甚至出現“守信吃虧、不守信得利”的怪現象。
（一）信用缺失在生產領域的主要表現：假冒偽劣商品泛濫
我國的假冒偽劣經濟開始於20世紀 80年代，至 20世紀90年代開始形成氣候，假冒偽劣商品日益猖獗。據不完全統計，我國年均假冒偽劣產品的產值有13 000 億元之多，相當於一年國內生產總值的 15%以上，國家每年因此損失稅收 250億元。在2000年全國打假聯合行動中，共搗毀製假售假窩點 21 217 個，立案查處製假售假案件63 000 多起，查獲假冒偽劣商品標值30多億元，查獲的假冒偽劣主要產品多達70多種，從食品、藥品、卷煙、酒類、飲料到化妝品、棉花、服裝，到家用電器、汽車配件、鋼材、計算機、聲像製品、衛星探測儀、航天飛機零部件等應有盡有。凡是與老百姓生活和經濟建設相關的假冒偽劣幾乎無所不在。而且我國市場上的假冒偽劣商品充其量隻查處了 1/10甚至1/20.製假售假不僅表現數量大、品種多、範圍廣的特點，而且已經呈現明顯集團化、區域化的發展趨勢，甚至出現產供銷一條龍的現象。當前製售假冒偽劣商品違法活動仍然猖獗，據2001年4月10日成立的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統計，2001年第三季度全國查處製售假冒偽劣商品案件同比增長近九成。2001年1月~11月，全國質檢係統共出動執法人員 160萬人次，搗毀製假售假窩點11 000個，查獲假冒偽劣商品貨值 23億元，2001年全年僅對製假售假違法活動立案查處的就達120多萬起。另據“中國外商投資企業協會優秀品牌委員會”（Quality Brands Protection Committee）（簡稱 QBPC）調查，該委員會中在 2000年投入打假費用超過 500 萬元人民幣的企業，占到組織成員的44%，有些企業竟需要投入數千萬元。近年來，製售假冒偽劣商品出現了一些新動向。比如，利用消費者知識和認識上的不足，生產假冒或不合格的生活必需品和急需品；利用法律政策上的漏洞，公開仿製國內外知名品牌；假冒偽劣商品跨國銷售；從事假冒偽劣的生產和銷售活動更加隱秘，更具組織性等。此外，建築工程領域中招投標弄虛作假較多，“豆腐渣”工程頻頻出現，工程質量事故接連不斷。據統計，近幾年來，全國每年因建築工程倒塌事故造成的損失和浪費在 1000 億元左右，而且至今仍有20%的工程沒有達到國家規定的標準。另據有關部門調查，國家檢察機關近幾年查處的10 多萬件賄賂案件中，涉及建築的竟占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