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挖掘馬克思的有效供給思想過程中，我們還要重視發展馬克思的有效供給理論，從而使馬克思的有效供給理論煥發出永久的生命力。
其次，馬克思的有效供給理論理應成為建立和完善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運行中的有效供給理論的理論基礎。通過以上分析，我們知道，馬克思運用了從抽象到具體、從個量到總量、從國內市場到國際市場、從規範分析到實證分析等研究方法，科學地揭示了現代市場經濟運行中有效供給的含義、本質規定性、地位及其運行、發展的客觀規律，理所當然應成為建立和完善我國有效供給理論的理論基礎。
最後，馬克思的有效供給理論還理應成為我國宏觀調控政策的重要理論依據。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至今，在中國經濟需求不足、供給過剩運行的表象的背後，其實質卻是有效供給不足。為解決中國當前經濟生活中的有效供給問題，我們既要努力刺激有效需求，又要努力激勵有效供給，這就要求我們應以馬克思的有效供給理論來指導企業的經營行為和政府的宏觀經濟調控政策。
三、馬克思的有效供給理論的不足之處
由於種種原因，馬克思的有效供給理論也存在著一些認識上的局限：
（1）馬克思雖然有豐富的供給思想，但由於研究目的的限製，在馬克思的經濟理論中，沒有專門、獨立、係統的有效供給理論，甚至沒有提出“有效供給”這一概念。需要後人去挖掘、豐富與發展。
（2）馬克思的有效供給理論沒有導入稀缺性的概念。要素具有稀缺性、相對稀缺性和絕對稀缺性。實際上，資源稀缺性對供給也是有影響的，馬克思也注意到了這個問題，但是沒有把它納入到有效供給理論這個範疇來討論。馬克思雖然認識到使用價值的有用性特征，但沒有給它賦予稀缺性的概念，否定使用價值隨稀缺性的變化而變化的特征。而實際上，使用價值不僅具有有用性的特征，而且也要有稀缺性的特征。使用價值是物的有用性，有用性是隨物品使用量或消費量的增加而邊際遞減。
（3）馬克思的有效供給理論未反映出資源配置效率的高低等問題。在馬克思的有效供給理論中，既然使用價值沒有隨稀缺性的增加而邊際遞增，隨稀缺性的下降而邊際遞減的性質，也就無所謂使用價值在使用和消費中的最大化問題，從而不能保證資源的有效配置或實現資源配置的效率。
第二節 西方經濟學的有效供給理論
一、西方經濟學關於有效供給理論的曆史考察
（一）資本主義以前的供給思想
從廣義上講，供給是一個與人類社會相伴而生、共存亡的永恒範疇。尤其是在人類有文字可考的、資本主義以前的曆史中，由於生產力水平低下，生活資料的生產、供給不足，一直是人類社會的主要矛盾和普遍、突出的特征。因此，在從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直至資本主義社會早期的漫長的人類社會的曆史時代中產生的經濟思想和經濟學說，都把理論和政策的重心放在發展生產的一方，是強調供給的理論。
古希臘的思想家色諾芬在其《經濟論》等論著中，第一次把“經濟”這個詞用作書名載入史冊，並提出了一些有關強調“供給”思想的真知灼見。色諾芬的“經濟”，是希臘文中家庭和法律、支配兩個詞組合而成的，其義是指“家庭管理”。所謂奴隸主的“家庭”，即奴隸主的莊園。色諾芬的“經濟”，事實上討論的就是作為奴隸製社會經濟細胞的奴隸主莊園的管理，從而期望教會奴隸主階級如何恩威並用使奴隸俯首帖耳地努力勞動；如何挑選管家等更有效地組織奴隸從事生產勞動。並說：任何有價值的東西都是奴隸主用眼睛做出來的（這句話已成為管理理論中的經典）。由此可見，最初“經濟”一詞的原始含義即供給管理之義。在人類社會的初期，由於人類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低弱，生活必需品高度地缺乏，奴隸的出現，則標誌著人類的生產活動中已經有了剩餘勞動。因此，色諾芬的經濟，實質上是一種教導奴隸主階級如何去組織奴隸更有效地從事各種生產活動，以創造出更多更好的物質財富供統治的奴隸主享用的理論，是一種強調生產，重視供給的理論。
古希臘的另一位最偉大的思想家亞裏士多德則把色諾芬的“經濟”廣義化。他站在維護奴隸製社會的經濟基礎———自然經濟的立場上，把人們為獲取生活資料而從事的各種生產活動和交換活動，統稱為經濟，即把農牧漁業的生產和為獲得他人產品的W—G—W交換行為均屬於經濟。亞裏士多德還開創了規範經濟學的先河，稱“經濟”行為是“自然的”，推崇和稱讚獲取生活資料的各種生產活動。
在封建社會的漫長曆史中，封建的思想家們提出了各種各樣發展農業的理論和政策。由於封建社會賴以生存的仍是自然經濟，而自然經濟的主體是廣義的大農業，因此，“重農抑商”不僅是中國封建社會經濟理論的核心，而且也是西方整個中世紀經濟理論的核心。“重農抑商”不僅是封建社會突出的經濟政策，甚至演化成了封建社會上層建築社會意識中的道德規範。
（二）古典經濟學派的有效供給理論
1.重農主義的供給理論。形成於18世紀中葉的重農主義是一種典型的強調生產、強調供給的理論。它從法國的實際出發，針對重商主義認為隻有金銀才是惟一的財富的錯誤命題，針鋒相對地提出，一個國家的農業和畜牧業好比兩個乳頭，同樣能夠哺育自己的人民富裕、康樂。認為隻有農業生產，才能夠生產出“純產品”，才是真正創造物質財富的產業，而磨麵、做麵包等加工行業，僅改變了農產品的物質形態，並不能創造物質財富。隻有“純產品”的增加，才表示財富的增長。並開始注意（降低）稅率對經濟的（積極）影響，強調稅收政策的重要性，主張隻征收單一的地租稅，取消其他的所有直接稅和間接稅，以減輕地主階級、產業資本家的賦稅重擔，有利於資本積累。此外，重農主義還以能否生產純產品作為標準，把從事農業生產的租地農場主和農業工人統稱為生產階級。對於重農主義的曆史功績，馬克思曾作過恰當評價：“重農學派的巨大功績是，他們把這些形式看做社會的生理形式，即從生產本身的自然必然性產生的，不以意誌、政策等等為轉移的形式。這是物質規律；錯誤隻在於，他們把社會的一個特定曆史階段的物質規律看成同樣支配著一切社會形式的抽象規律。”
2.亞當·斯密的供給理論。亞當·斯密作為公認的政治經濟學之父，在其標誌著現代經濟科學的真正發端的名著《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一書中，通篇包含著一係列重視供給思想的真知灼見。其主要觀點有：
（1）勞動創造財富，即財富是勞動的產物。其開宗明義第一句話就是：一國國民每年的勞動，本來就是供給他們每年消費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構成這種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或是本國勞動的直接產物，或是用這類產物從外國購進來的物品。這句話是整部《國富論》的總綱，並包含三層含義：A。勞動是國富的本原，揭示了國民財富的性質。斯密非常崇尚勞動，認為勞動所有權是一切所有權的基礎，一個窮人所有的世襲財產就是他的體力和技巧，認為勞動有功，應鼓勵勞動；B。勞動是供給的源泉，本國生產的消費品和用本國產品交換的外國產品均是勞動的產物；C。勞動是對外貿易的前提。
（2）增加國民財富的途徑。斯密認為，增加一國土地和勞動的年產物的價值，隻有兩個辦法，一為增加生產性勞動者的數目，一為增進受雇勞動者的生產力。為此，一方麵，要增加生產性勞動者的數目，即增加勞動數量，必先增加資本，增加維持生產性勞動者的基金。而資本增加，由於節儉；資本減少，由於奢侈與妄為。節儉可以增加社會資本，奢侈可以減少社會資本。因此，增加財產的最適當的辦法，就是在常年的收入或特殊的收入中，節省一部分，貯藏起來。為此，斯密崇尚節儉，積累資本，反對奢侈。認為奢侈都是公眾的敵人，節儉都是社會的恩人。另一方麵，增進受雇勞動者的生產力，即提高勞動質量和勞動者的生產效率又主要取決於分工的發展。勞動生產力上最大的增進，以及運用勞動時所表現的更大的熟練、技巧和判斷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結果。分工促進或增進勞動生產力的機理或原因有三：第一，勞動者的技巧因業專而日進；第二，由一種工作轉到另一種工作，通常須損失不少時間，有了分工，就可以免除這種損失；第三，許多簡化勞動和縮減勞動的機械的發明，使一個人能夠做許多人的工作。斯密關於分工使生產扣針的勞動生產率提高了4 800倍的故事，200多年，一直為經濟學家們不斷地傳誦。斯密認為分工最重要。但斯密認為分工又是由交換引起的，並進一步引申出分工的發展受交換範圍限製的觀點，則顛倒了因果關係，是錯誤的。
（3）在財富的流通問題上，認為供需買賣也可促進財富的生產。貨幣是抽象財富，世界上不論財富有多大，均可濃縮到貨幣上。商品交換的實質是靠勞動交換商品，且以貨幣為媒介。任何商品交換實質上都是商品購買商品，商品在交換中，貨幣起了很大的作用，但貨幣不是財富，僅是交換的媒介，“貨幣是流通的大賈”。
（4）崇尚自由、競爭，主張投資、貿易自由，自由放任的政策。認為每個人改善自身境況的一致的、經常的、不斷的努力是社會財富、國民財富以及私人財富賴以產生的重大因素。因此，法律應該讓人民自己照應各自的利益。人民是當事人，定然比立法者更能了解自己的利益。總之，一種事業若對社會有益，就應當任其自由，廣其競爭。競爭愈自由，愈普遍，那事業就愈有利於社會。
（5）政府提供公共產品。認為政府的功（職）能有三：第一，保護社會，使不受其他獨立社會的侵犯。第二，盡可能保護社會上各個人，使不受社會上任何其他人的侵害或壓迫，這就是說，要設立嚴正的司法機關。第三，建設並維持某些公共事業及某些公共設施。
3.李嘉圖的供給理論。大衛·李嘉圖作為英國古典經濟學集大成者，在其名著《經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一書中，雖公開宣稱其政治經濟學是研究分配的理論，但他改變分配的目的是創造一個有利於資本主義發展的生產環境，讓資產階級能有更多的利潤作為追加資本推動資本主義生產更大的發展，從而使其理論成為一種強調生產、強調供給的理論。此外，李嘉圖還認為任何追加投入都會最終轉化為收入，去幫助商品實現價值，商品交換實際上就是物與物或物與勞務的交換，貨幣隻是其中的媒介。“用以購買產物者，總不外產物和勞役二者，貨幣隻是交易媒介而已；故當生產增加時，購買能力以及消費能力亦即隨之作相應的增加，故無生產過度之可能。”因而否認資本主義發生全麵過剩的經濟危機的可能性，從而得出與薩伊相一致的結論。
4.薩伊的供給理論。讓·巴蒂斯特·薩伊在其名著《政治經濟學概論》一書中，關於生產、供給的理論，被強調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其主要供給思想有：（1）認為財富是具有使用價值、具有效用的東西，由使用價值構成，它既包括有形的物質財富，又包括無形的物質財富，如人的才能就是財富。（2）財富的生產，即使用價值的生產，並認為財富是由人力、自然力和資本三因素共同協作生產出來的，從而未區分價值的創造與創造價值的條件。（3）供給自動創造自己的需求或生產給產品創造需求。薩伊認為，一個人通過勞動創造某種效用，從而把價值授予某些東西。但除非別人掌握有購買這價值的手段，便不會有人賞鑒。有人出價購買這價值。上述手段由什麼東西組成呢？由其他價值組成，即由同樣是勞動、資本和土地的果實的其他產品組成。這個事實使我們得到一個乍看起來似乎是很離奇的結論，就是生產給產品創造需求。這就是經濟學史上引起最大爭議的薩伊定律。而銷路呆滯絕不是因為缺少貨幣，而是因為缺少其他產品，因為在以產品換錢、錢換產品的兩道交換過程中，貨幣隻一瞬間起作用。當交易最後結束時，我們將發覺總是以一種貨物交換另一種貨物。從而認為全麵的生產過剩的危機是不可能發生的。薩伊定律的結論有四點：第一，在一切社會，生產者越眾多產品越多樣化，產品便銷得越快、越多和越廣泛，而生產者所得的利潤也越大，因為價格總是跟著需求增長。第二，每一個人都和全體的共同繁榮有利害關係。第三，購買和輸入外國貨物決不至損害國內或本國產業和生產。第四，僅僅鼓勵消費並無益於商業，因為困難不在於刺激消費的欲望，而在於供應消費的手段。所以，鼓勵生產是賢明的政策，鼓勵消費是拙劣的政策。薩伊定律的錯誤在於其未區分能創造需求的有效供給與一般性供給，同時薩伊也不懂得貨幣還具有儲蓄的功能。（4）反對政府的幹預經濟活動和政策，認為幹涉本身就是壞事；而利己主義是最好的老師。
5.穆勒父子的供給理論。穆勒父子對供給理論的主要貢獻在於對薩伊定律的進一步闡述。首先，詹姆斯·穆勒對薩伊定律進行了進一步論證。他曾指出，“一切商品從來不會缺少買者。任何人拿出一種商品來賣，總是希望把它換回另一種商品，因此，單單由於他是賣者這個事實，他就是買者了。因此，由於一種形而上學的必然性，總起來看，一切商品的買者和賣者必然保持平衡。因此，如果一種商品的賣者多於買者，另一種商品的買者必然多於賣者。”此後，詹姆斯·穆勒的長子———約翰·斯圖亞特·穆勒對薩伊定律繼續進行論證。他認為，“商品的支付手段仍是商品，每一個人購買別人生產物的手段，是由他自己所有的生產物構成的。一切賣主必然是、而且最終都是買主。如果我們能夠使本國的生產力突然增加一倍，我們將使每一市場商品的供給增加一倍。但是，我們同時也使購買力增加一倍。”一句話，穆勒父子對薩伊定律進行了更加清楚的解釋。
6.李斯特的供給理論。弗裏德裏希·李斯特在其名著《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係》一書中，也提出了一係列強調供給的真知灼見。（1）一國經濟發展的程度和實力的大小取決於它所擁有的生產力水平。李斯特認為，財富生成的原因與財富本身完全不同。財富的生產力比之財富本身，不曉得要重要到多少倍；它不但可以使已有的和已經增加的財富獲得保障，而且可以使已經消失的財富獲得補償。因為生產力是樹之本，可以由此產生財富的果實。因為結果子的樹比果實本身價值更大。李斯特的生產力概念，既包括“物質資本”形成的生產力，也包括“精神資本”所創造的生產力，即人類知識積累所創造的生產力。（2）工業是推動生產力高速發展的有力杠杆。李斯特非常重視“工業進步”對人和社會發展的意義，認為：一切現代國家的偉大政治家，幾乎沒有一個例外，都認識到工業對國家的財富、文化和力量的重大意義。（3）為加速發展本國生產力，李斯特認為國家對經濟的幹預必不可少。同時認為國家幹預並不是把私人經濟“統死”。（4）重視科學和教育的作用。並認為一國的最大部分消耗是應該用於後一代的教育，應該用於國家未來生產力的促進和培養的。（5）認為世界主義是以國家主義為基礎，自由貿易應以公平的競爭為條件。
（三）現代供給經濟理論
綜上所述，在資本主義早期及以前時代產生的經濟思想和經濟學說中，由於生產、供給不足一直是人類社會的主要矛盾，因此強調生產、供給的理論是經濟理論史上的主流。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尤其是在資本主義由自由競爭資本主義走向壟斷資本主義的進程中，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的市場環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特別是伴隨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周期出現，在西方經濟理論史上第一次出現了強調需求、刺激消費的“邊際革命”。1929 年~1933年的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大危機的爆發，更使凱恩斯強調刺激需求的需求管理經濟理論和政策主張，自二次大戰後至 20 世紀70年代初一直成為西方國家經濟思想的核心和各主要西方發達國家政策主張的基礎。凱恩斯主義給資本主義帶來了近 30 年的複興和繁榮。但由於長期地刺激需求，20 世紀 60 年代末 70年代初，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相繼出現“滯脹”。凱恩斯的需求管理理論和政策主張在“滯脹”麵前失靈。為解釋、治理“滯脹”，以強調生產和供給為特征的供給學派於20 世紀 70 年代中期在美國應運而生。
供給學派的先驅者是加拿大籍美國經濟學家、1999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羅伯特·蒙德爾。其他主要代表人物有阿瑟·拉弗、喬治·吉爾德、馬丁·費爾德斯坦、羅伯特·巴雷特、裘德·萬尼斯基、保羅·克雷·羅伯茨、I·克裏斯托爾、密契爾·伊文斯、諾爾曼·圖爾等人。
供給學派的主要觀點有：
其一，否定（反對）凱恩斯定律，重新肯定（恢複）薩伊定律，主張“供給會自動創造需求”。供給學派認為，凱恩斯主義把需求看做經濟生活中的首要環節，供給反而成了派生的次要因素，這是顛倒了因果關係。因為在社會經濟活動中，首先是生產要素的投入，然後才有產品，需求量由供給量決定。“資本主義所提供的給予（gif ts），其源泉是經濟的供給方麵”。而且“就全部經濟看，購買力永遠等於生產力，在經濟中總有足夠的財富來購買它的產品。不會由於總需求不足而發生商品過剩。從整體看，生產者在生產過程中會創造出對他們的產品的總需求。”最後值得注意的是，供給學派既不是對凱恩斯主義的全部否定，也不是對薩伊定律的簡單複活，而是對凱恩斯主義的揚棄和薩伊定律的否定之否定。
其二，強調市場機製的作用。為加強供給，供給學派認為必須拋棄凱恩斯主義，減少國家幹預，充分發揮市場機製的作用，加強個人和企業生產經營積極性的刺激來提高勞動生產率和增加供給。
其三，產量增長決定於生產要素投入和生產率增長，生產要素投入的變動取決於對各種要素投入的激勵。供給學派認為產量是勞動力、資本等生產要素投入的直接結果。而生產要素投入和生產率的變動又取決於對這些要素的各種激勵。其中勞動力的供給決定於實際工資和個人所得稅率的激勵；資本的投入則受公司所得稅製和政府的經濟管理製度的影響。因此，要促進生產增長就應該著眼於對人們經濟行為的激勵，分析各種激勵對經濟的供給效應。拉弗就曾明確指出，供給學派就是一種新的關於個人刺激的經濟學。
其四，政府政策的供給效應。政府政策是對經濟活動的有力激勵因素。供給學派認為，政府的稅收和社會支出政策、貨幣政策及對經濟的管理製度是經濟主體行為的重要激勵因素，從而特別強調政策對經濟主體的生產活動的供給效應。因此，有的西方經濟學者將供給學派定義為政府政策對經濟的最大產量的效應分析。其中最為著名的便是揭示稅率、產量和稅收額的關係的“拉弗曲線”。該曲線用一種簡單明了的手法指明了過高的稅率與過低的稅率一樣，都不利於財政收入的增加。並依此論證減稅對刺激供給的重要作用。
其五，分配不均是自然現象，利益逐層滲透。供給學派認為應該按照賦予的生產能力進行分配，由於賦予的生產能力大小不一，因此收入分配不均是自然現象。並進而認為，持有財富的人對社會有“貢獻”。隻有富人才有足夠的資金去投資，這樣經濟才能迅速增長，從而鼓吹所謂的“利益逐層滲透理論”（Trickle Down Theory）。
其六，減稅的替代效應與收入效應。供給學派不同於凱恩斯主義，認為改變邊際稅率的“首次效應”（First-order-effects）是“相對價格效應”（或可稱為“替代效應”），其“二次效應”（Sec ond-order-effec ts）才是“收入效應。”也就是說，隻有改變邊際稅率才會改變工作與閑暇、儲蓄與消費這兩對選擇對象或替代物之間的相對價格，從而改變人們活動的方向和資源的投入數量。隻有在人們對相對價格的改變做出“反饋”之後，其收入才會發生改變。
供給學派的政策主張主要有：第一，減稅，即削減邊際稅率，是供給學派政策主張的核心和基本環節，是促進供給增加的基本手段；第二，削減社會福利支出；第三，反對政府對經濟的不必要和不適當的幹預，倡導經濟自由，強調政府行為的非生產性；第四，實施限製性貨幣政策，主張恢複金本位製，使美元與黃金重新掛鉤，重建資本主義世界貨幣體係；第五，主張恢複“尚節儉，鄙奢侈”的傳統美德，把人們從凱恩斯主義所宣稱的害怕儲蓄，崇尚消費和揮霍的思想流毒下解放出來。
總之，供給學派重新把理論的基礎建立在“薩伊定律”之上。主要是因為它把注意力集中在供給方麵，也就是集中在具有刺激因素的給予和資本的投資方麵。它使經濟學家們首先關心各個生產者的動機和刺激，使他們從專心於分配和需求方麵轉過來，並再次集中於生產手段。它不僅概括了古典學派的理論，而且確認供給是實際需求得以維持的惟一源泉。
此外，強調供給的理論與政策也是新凱恩斯主義和克林頓經濟學、“不對稱信息”經濟理論、小布什減稅方案等中很獨特的一個組成部分。
（四）科爾內對短缺型供給的經典分析
20世紀80年代中期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內的短缺經濟理論則在西方學者中對傳統社會主義體製下的短缺型供給問題進行了經典分析。科爾內以現實的社會主義經濟運行機製作為自己的研究對象，在大量實證研究的基礎上，揭示了傳統社會主義體製經濟運行的一個顯著的特點：普遍而長期的短缺。他認為，短缺是社會主義經濟學的一個中心課題，短缺在理解社會主義經濟的許多問題中所起的作用如同失業在描述資本主義經濟中所起的作用一樣重要。所謂短缺，是一個綜合症，它是一個包含很多現象的範疇。它不僅包含購買意向及其實現之間的差距（過度需求），而且包含各種形式的強製調節（被迫替代，或延遲購買，或尋找所想望的產品等等）。短缺的度量則分為直接指標（如排隊人數、登記排號待購的時間、搜尋時間、強製替代所造成的消費者損失、邊際社會成本等）與間接指標（如黑市和“灰市”的交易額，合法、半合法和非法交易的相對價格，被迫儲蓄額相對於市場的力量，拒絕接受訂物的程度和公眾意見等）兩項指標。具體而言，短缺還可區分為縱向（垂直）短缺（存在於中央物資分配機關與要求者之間）、橫向（水平）短缺（存在於賣方與買方之間）、內部短缺與社會生產能力短缺四種類型。此外，短缺效應如同乘數效應一樣，會引起連鎖反應，這種連鎖反應會發生乘數作用，從而產生短缺乘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