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德旭等通過對曆次金融危機進行類比，分析了政府在金融危機中的政策選擇和行為特征。認為政府在金融危機防範和救援中具有極其重要的基礎性作用，是金融危機的穩定器和吸收器，政府政策的合理性決定著危機處置的有效性。政府應該堅持及時性、針對性和與市場相協調的原則，采取合理有效的危機前、危機中和危機後等相關措施，並加強對政策措施的評估與反思。
洪銀興認為，危機過後，經濟複蘇並逐漸進入新的增長期一定需要有新的科技革命並帶動新產業革命，由此產生的新產業會推動經濟進入新的增長周期。我國推進產業創新需要在理論和觀念上解決以下三個方麵問題：（1）對發展新興產業必須改變過去的跟隨戰略。（2）國際分工的指導性理論要從比較優勢轉向競爭優勢。比較優勢雖能擴大出口但會凍結我們和發達國家的差距。（3）推進產業創新需要從理論指導上從比較優勢轉向競爭優勢。開放型經濟戰略也需要轉型和升級，出口品要實現高科技含量和高附加值對低端產品出口的替代，提升外資進入的環節，由低端環節和一般的製造環節向價值鏈的高端環節和研發環節延伸。
3.完善國際經濟金融體係
李稻葵等認為，從長遠看，一旦美聯儲結束擴張性貨幣政策，進入加息周期，新興市場或許將麵臨新一輪大規模的資本逆轉。為避免大規模的資本流入逆轉對中國經濟的衝擊，應加快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美國國內的流動性鬆緊之所以會影響到全球資本的流向，一個重要的原因是美元是一種國際貨幣，其在世界各國的中央銀行外彙儲備中占有較高的比例。如果人民幣成為一種可自由兌換的國際貨幣，就能給持有人民幣的國家和機構帶來更大的便利性，加之強大的外彙儲備作為支持，中央銀行就更容易並以更低成本在國際市場發行債券籌集資金。短期來看，首先應重點加強短期資本流動的監管，如外管局、海關和商務部可成立聯合監管小組，嚴格控製熱錢流入的各種渠道，控製資本的過度流入能有效降低資本流入逆轉的概率；與此同時，應切斷資本流入與中央銀行基礎貨幣發行的直接關聯，降低資本流入對宏觀經濟的影響。
張明等認為，從目前來看，國際收支格局有兩種調整方式。第一種方式是美國消費者壓縮消費、重新開始儲蓄，重振自己的高端製造業，開始壓縮進口。同時東亞國家和石油輸出國不得不壓縮出口，提高本國消費的比重。第二種方式是各國對美國實施援助，幫助美國更快地穩定金融市場，從而繼續維持現有國際收支格局。毫無疑問，第一種方式是痛苦的，第二種方式更容易為各國所接受。但第一種方式是治本的，第二種方式是治標的。如果各國選擇了第二種方式，則國際收支失衡的局麵將依然存在，甚至不斷惡化。最終，失衡的國際收支格局依然會麵臨解體與清算的那一天，這或許會引發新的一場全球危機。
張懷清等認為，從短期，在目前的國際貨幣金融格局下，美聯儲、歐央行等國家如何收回為應對金融危機而釋放的大量流動性成為關注市場的焦點，否則，全球流動性過剩不可避免，國際經濟金融將重新出現泡沫現象。從長期看，在現有的國際貨幣金融格局下，發達國家把金融風險轉移給發展中國家成為必然，而如何重構公正、高效的貨幣金融體係成為進一步討論和關注的焦點。
洪銀興認為，美國最近幾次爆發金融危機的事實不僅一次次宣告市場自我調節的失敗，而且對作為政府幹預理論基礎的宏觀經濟理論提出挑戰，從而牽動宏觀經濟理論的突破。由於當前的經濟危機是在虛擬經濟領域產生的，因此，在分析宏觀經濟均衡過程中，不僅要關注商品市場價格總水平、就業市場的就業總水平、貨幣市場的利率總水平，還要將資本市場和虛擬經濟納入宏觀經濟分析視野，將資產價格水平作為宏觀監測的指標，由此，虛擬經濟領域也成為政府監管的重點對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