優秀的文藝家總是超前的，和大多數人的審美水平可以劃等號的，決不可能是出色的文化人。一般地說，衡量文藝作品有三項原則：一是真實的原則，即人格的真誠和社會的真實；二是理想的原則，即作者通過自身的生命體驗，審讀現實，濃縮人生，用高尚的情操去陶冶讀者，使他們的生命世界、生存空間變得更美好；三是創造的原則，即開拓藝術的未知領域，給人以愉悅和美的滿足，用藝術魅力去浸潤人們的心靈世界。以此來繩墨葛更才先生的《豐碑上的浮雕》，不難看出這部圖文並茂的專著，確不失為一部優秀的文藝作品。
這部書共選擇了102位仁人誌士，這是中華優秀人文精靈的雕像，自會使我們想起文天祥的《正氣歌》。當國難當頭，要文天祥作出生或死的抉擇時，也正是這些“立而千年不死，死而千年不倒，倒而千年不朽”的人文精靈鼓舞著他為正義、為民族選擇了不歸路，“典型在夙昔，古道照顏色”；“自此別卻江南路，化作杜鵑帶血歸。”
任何民族的生活軌跡，都會沉澱為一種文化，並以此來維係本民族的生息和發展。這些曆史偉人是華夏民族一代又一代人拚搏前進的動力，但他們在現代青少年的心目中卻十分陌生。一個民族的發展機遇不會很多，曆史不會再給我們留下頹廢和醉生夢死的餘暇。時代呼喚我們，必須振奮精神，衝出峽穀，屹立於世界。《豐碑上的浮雕》深刻的現實意義正在於此。
石寶明先生的長篇紀實文學《碧血雄風》，形象而真實地再現了西路軍血灑河西的戰鬥曆程，其中閃爍著作者解悟黨史的靈光。過去公開發表的有關西路軍的文章盡管很多，但多是局部的。《碧血雄風》作為西路軍馬革裹屍“紀實”的係統工程，給讀者提供了一部完整的悲壯瑰麗的史篇。
為使《碧血雄風》的原始史料更真實、更連貫、更完整，在長達12年的時間裏，作者收集研讀了大量的有關西路軍的書籍、回憶錄和散失在民間的史料。而且踏著西路軍血跡斑斑的行程，從會寧始，經過靖遠虎豹口、景泰一條山、直至古浪、永昌、高台和張掖的倪家營、梨園口等地，邊訪問收集、邊查證，事無巨細，一一進行深入地研究。如紅三十軍副軍長熊厚發是誓與陣地共存亡血灑祁連山麓的。有些資料說他死在西寧，是訛傳。又如《血戰河西走廊》一書有“永登城攻堅受挫”雲雲，其實這次戰役的地點不是“永登城”，而是“蘆塘城”（原景泰縣城）。因為紅三十軍未到過永登，九軍也隻經過永登縣境，也未到達永登縣城。
眾所周知，由於曆史的原因和張國燾的個人因素，紅軍西路軍將士們的英雄事跡一度被淡化了。《碧血雄風》告訴我們，西路軍的每次行動、每個戰役，都是嚴格按照毛主席和中央軍委的命令實施的。至於能否突破長達數百公裏的層層封鎖“打通國際路線”，真的“打通”了能否固守、暢通？等等可以略而不論，即便是西路軍長驅西進的戰略決策，對黨中央在延安順利奠定革命根據地都是必不可少的。因為剽悍的“三馬”騎兵部隊，在西路軍殺傷力頗強地反複衝擊下，節節敗退，被迫尾隨西路軍且戰且走，轉戰千裏，向西，再向西，最後兩軍鏖戰於河西走廊。這樣就徹底粉碎了國民黨試圖糾集西北“三馬”對中央紅軍進行合圍的戰略設想，使黨中央有時間與力主抗戰的愛國將領們進行協商，為西安“兵諫”提供了較好的客觀條件。
文學作品單靠主觀情意是難以進入藝術殿堂的，隻有借助於客觀事物的“具象”才能點石成金。王昌齡在《詩格》中寫道：一日物境，二日情景，三日意境。此三“境”構成了創作主題的審美軌跡，也是讀者完成審美再創造的審美之源。對此，徐長峰先生的《走過季節》對我們頗有啟示。
令人怦然心動的藝術魅力，決不是靠所謂“新潮手法”或庸俗的“打諢”所能獲得的。在文學作品中，隻有上乘的語言才能創造出美好的審美境界。公允地說，在當今語病俯拾皆是的情況下，《走過季節》在駕馭語言方麵，不失為一峰獨秀。倘若從宏觀上感受《走過季節》的整體韻味，那靜穆的深沉，恬寂中的溫馨，以及雋永的哲理內涵，頗有幾分泰戈爾作品的情調。似乎泰翁筆下的雲彩、溪水、森林、野花，都在驅動著作者豐富的想像力。這對“自然”的感悟，是人文精神的顯現、靈魂的裸露，也是藝術的升華。可以想見，在無數個秉燭夜讀、風雨晨昏中，在作者“走過季節”驀然回首時，終於發現了泰戈爾藝術人格的五彩光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