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兩黨政治多年來被認為是“驢”與“象”主宰的政治遊戲，驢表示民主黨，它代表倔強；像代表共和黨，它代表穩定，兩黨本質上都是維護資產階級的利益，他們所代表的都是統治階級的利益，維護和鞏固資產階級的統治。
三、戰後美國政治的變化
（一）國會同總統之間相互製衡的作用進一步加強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國會外交權力的恢複，成為戰後美國政治的一個重要變化。
自憲法實施到20世紀20年代的一個半世紀裏，除了傑弗遜、傑克遜和林肯當政以外，國會在美國政治生活中始終占據主導地位。在總統和國會的權力天平上，指針一向偏向國會一邊。這一時期在聯邦政府的三個機構裏，國會是“進攻性的精靈”，“三權分立原則的運行不平衡，權力重心向國會傾斜，國會成為三個部門中地位最高的機關”。總統則顯得非常被動。全國政治權力的鬥爭，不是在國會和總統之間進行，而是在國會內部圍繞議事規則和領導權之間展開。國會地位的不斷提高以及總統在政治上的屈從，這種權力關係格局一直持續到19世紀末。
20世紀初爆發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使聯邦政府樹立了強悍的權威，戲劇性地恢複了行政特權。這應驗了美國政治學家理查德·諾伊斯塔德的話：“在采取戰爭危險的行動時，技術便修改了憲法。現在由於保密、情況複雜和時間的特點限製，總統必然成為現行製度中能作出判斷的人”。在老羅斯福和威爾遜總統任內的苦心經營下，行政當局開始漫漫征服國會，政府權力中心由國會向白宮轉移。隨著美國在全球的不斷擴張和權力角色的變化，美國政治生活中的外交和全球軍事戰略地位不斷提高，美國總統的權勢最終開始超出國會，國會主導外交政策的能力也因此明顯衰退。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國會更是淪落為羅斯福總統的工具，唯命是從。羅斯福對總統權力的加強和對聯邦內政外交的壟斷，使總統變成了危機期間“民眾以最強烈、最持久的情感所關注的焦點”，國會則成為“保守、落後和效率低下，不能托付重任”的象征。美國人開始尊敬和崇拜羅斯福，並相信他是美國民主的巨大發動機。相比其他政府官員，包括國會山上整天演講，卻拿不出治國方案的議員們，總統越來越被神話。美國政府的權力也因此永久性地從國會轉移到了總統，並使總統權力製度化，導致國會對總統的製約機製受到很大破壞。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沒有人會相信弱勢政府。核時代的現實，使總統成為國家政策的“最後決定者”。美國超級大國和西方盟主的地位又進一步擴大了總統權力，使總統成為內政、外交領域的主要立法者和執行者。國會在這一時期則始終處於被動反應者地位，在外交決策中，總統扮演著駕驅美國的中心角色，而國會隻在某些時候發揮一下刹車的功能。
為擺脫困境，恢複美國憲法賦予國會的外交權力，國會進行了不懈努力，並加強了對總統權力的製衡作用20世紀70年代以來，尤其是“水門事件”後，美國總統的威望一落千丈，國會開始對總統過於龐大的對外政策權力提出挑戰和限製，通過立法和其他措施，擺脫了多年來缺乏活力和無所作為的狀態，打破了行政部門一統天下的局麵，改變了國會在公眾心目中的形象，加強了國會在外交領域與總統分庭抗禮的地位。尤其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國會通過組織結構的變化，進一步地向行政權力挑戰。主要表現在五個方麵：
第一，國會內部涉及對外防務政策的委員會和小組委員會日趨增多，客觀上使行政權力受到更大挑戰。隨著國內政策和對外政策之間界限的模糊，國會外交不再局限於國際（對外）關係、撥款、軍事等委員會。目前，國會有近30個小組委員會和負責對外政策事務。小組委員會的發展使國會中的任何議員，都可以通過舉行聽政會，了解行政部門政策製定時涉及的各個領域情況，一些本該由行政部門處理和管轄的問題，國會也能通過聽政會了解情況，從而為難行政部門的政策製定者，對總統為首的行政權力給予更好的限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