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戰略調整、體製改革與二元經濟結構轉換。在傳統的經濟發展戰略和經濟體製的作用下，到20世紀70年代末，工農業之間的矛盾已相當突出，農業勞動力生產率的長期停滯，使傳統的工業化發展戰略無法繼續進行。
從1979年開始的發展戰略的調整和經濟體製改革，使我國的經濟運行機製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市場機製對資源配置的調節作用不斷增強，結構變動由政府行政力量推動，轉為市場導向。這種由發展戰略的調整和經濟體製改革所帶來的經濟運行機製的變化，推動了我國二元經濟結構的轉換。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麵：
第一，在市場機製的誘導下，農業生產不斷引入現代生產要素，加快了對傳統農業改造的步伐。以1987—1992年為例，在這短短的5年時間裏，農業生產資料來源發生了十分明顯的變化。農業投入中來自農業內部的比重已從46．7％，下降為39．1％，而由現代工業提供的生產資料從41．7％，上升為44％。這說明農業與現代工業部門的產業關聯趨於強化。同時，國民經濟其他各部門（包括工業、建築業、郵電業、餐飲業以及其他服務部門）對農業的服務貢獻率明顯提高，從1987年53．3％上升到1992年的60．9％。這意味著國民經濟其他各部門越來越多地進入農業的產前、產中及產後的生產經營活動之中，在農業經濟發展和農民生活提高中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
第二。工業化與城市化相互作用，城市化進程明顯加快。改革開放以前，1952—1978年的26年間我國城市化水平僅從12．6上升到17．92，年均上升0．2個百分點。在這期間的1962—1978年，城市化水平從17．33上升到17．92，16年間僅上升了0．59個百分點，城市化進程處於停滯狀態。而改革開放後，1978—1999年我國城市化水平上升了13．6個百分點，平均每年上升約0．81個百分點，是改革前城市化水平年均上升幅度的4．1倍。
第三，農業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的速度明顯加快。就業結構發生了較大的變化。1978—1998年。共有13585萬農業勞動力轉向非農產業就業，平均每年轉移715萬人。與此相適應，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就業結構發生了較大的變化，總的趨勢是第一產業的就業比重持續大幅度下降，從1978年的70．5％，下降到1999年的50．1％，20年間共下降了20．4個百分點。第二產業的就業比重穩步上升，從1978年的17．3％，上升到1999年的23．0％，21年間共上升了5．7個百分點。第三產業的就業比重持續快速上升，從1978年的12．2％，上升到1999年的26．9％，21年間共上升14．7百分點。
2．我國二元經濟結構演變的總體度量
二元經濟結構轉換的核心問題是實現傳統農業部門的剩餘勞動力向現代非農產業轉移。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與城市化的過程。實質上也是傳統農業部門的剩餘勞動力向現代非農產業轉移的過程。隨著一國農業剩餘勞動力轉移完畢，農業勞動的邊際生產力也就與非農產業勞動的邊際生產力趨於相等，農業部門與非農部門的發展水平、城鄉居民的收入水平也趨於均衡。發展中國家二元經濟結構的特點突出地表現在傳統農業部門勞動的邊際生產力遠遠低於以現代工業為代表的非農產業的勞動邊際生產力。最直接的表現是：在傳統的農業部門中較大勞動力份額創造出較小的產出份額，而在以工業為代表的現代部門中，較小的勞動力份額卻創造出較大的產出份額。根據這種特征，我們選用比較勞動生產率與二元對比係數兩個指標來衡量二元經濟結構的強度，並運用這些指標來計算1952年以來的二元經濟結構的強度，並以此為依據對我國二元經濟結構的演變進行總體度量。
比較勞動生產率是一個部門的產值（或收入）比重同勞動力比重的比率。國民經濟中農業與非農業兩部門的比較勞動生產率的差別越大，經濟結構的二元性就越強。比較勞動生產率的國際比較表明，農業的比較勞動生產率低於1，非農產業的比較勞動生產率就高於1。從時間序列考察，在二元經濟結構加劇階段，農業的比較勞動生產率逐漸降低，非農產業的比較勞動生產率逐漸升高；在兩部門比較勞動生產率差別達到最高點後，農業的比較勞動生產率轉而逐步升高，從低於1的方向向1接近，非農產業的比較勞動生產率則趨於下降，從高於1的方向向1趨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