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R＆D投入的影響
李平等認為，中國國內研發資本投入已成為提升國內自主創新，尤其是高技術層次的自主創新的主動力，FDI溢出的國外研發對我國自主創新的貢獻度總體上是顯著為正，對中低層次自主創新的促進作用尤為明顯，進口溢出的國外研發則僅對高層次自主創新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而國外專利申請溢出的國外研發卻對不同層次自主創新都起到抑製作用。
杜群陽通過針對47家跨國公司在華R＆D機構實施調研及數據分析處理，部分證實了“跨國公司R＆D機構職能定位因R＆D投資動機不同而存在差異”、“跨國公司R＆D技術外溢渠道因R＆D機構職能定位不同而存在差異”等兩項研究假設。他指出，持有市場拓展動機的跨國公司，設立“全球技術型”研發機構的概率較小，從而對本土機構產生知識溢出的可能性較弱；同時，“市場導向型”研發機構對研發成本並不敏感；“全球技術型”職能定位的跨國公司R＆D機構，較多進行與本地研發機構或企業的技術合作，而“技術轉移型”R＆D機構開展技術交流的意願較低，缺乏與本土單位的人員交流。
馮德連認為，跨國公司的研發國際化對東道國技術創新是一把“雙刃劍”，跨國公司研發國際化對東道國技術創新產生了技術示範效應、市場競爭效應、前後向關聯效應、人力資本流動效應等積極影響的同時，也產生了加大東道國對跨國公司技術的依賴性、擠占東道國創新資源、工資溢出效應等消極的影響。在對我國國情進行分析的基礎上，提出建立以自主創新為主、以模仿創新與合作創新為輔的技術創新的目標模式。他建議，完善國家創新體係，建立以企業為主體的技術創新體係，大力發展中介服務機構，諸如各類信息服務機構、企業孵化器、知識產權機構、資產評估機構、投融資機構、共性技術服務機構等促進科技與經濟結合，將企業和大學、研發機構聯係起來的橋梁和紐帶；加大政府科技投入；製定和落實鼓勵外商R＆D投資的政策；高度重視創新人才的培養。
杜群陽等以高技術產業中海外R＆D投資作為主要自變量，內資企業的創新產出作為因變量，研究跨國公司R＆D投資對我國高技術產業創新能力的影響。他們認為，高技術產業中外資R＆D投資對內資企業的創新能力起到了顯著推動作用，同時外資對內資企業形成的競爭壓力抑製了內資企業的技術創新能力，內資企業贏利能力以及內資企業科研人員投入會更大程度地促進內資企業創新能力的提高。他們建議，對外商直接投資采取變“優惠”為“激勵”的政策，引導海外機構加大研發投入；應規範外資企業競爭行為，防範“擠出效應”；改善本土R＆D人力資本，提高本土企業吸收能力。
5.人力資本的影響
楊俊等認為，我國人力資本存量已越過對技術有效吸收的人力資本門檻，即已能有效吸收、模仿國外先進技術，提高我國技術水平，推動經濟的增長。技術模仿對我國經濟的貢獻已凸顯出來，但同時也存在區域差異。但是，我國現有人力資本尚未滿足全麵自主創新的要求，進一步加大人力資本積累是我國實施全麵自主創新戰略的重要支撐。
莊子銀集成並擴展了熊彼特關於企業家精神的思想，把企業家活動的配置作為一個內生變量引入內生技術創新模式，強調企業家不僅從事生產性的創新活動（企業家精神），而且從事非生產性的尋租、逃稅、腐敗，甚至犯罪活動。他指出，一國經濟中企業家活動的配置（或者說是生產性與非生產性企業家的比例）決定了一個經濟的R＆D投入水平，也解釋了R＆D投入水平、技術水平和經濟增長率的跨國差距。他擴展了羅默等的內生經濟增長模型，推導出：企業家活動配置、相對報酬結構與技術創新水平之間的動態關係導致了多種均衡的可能性，即無尋租均衡（高R＆D投入、高創新水平社會）、低尋租較發達均衡（中等R＆D投入、中等創新水平社會）、低水平尋租社會均衡（低R＆D投入、低創新水平社會）。他構造的模型中放棄了報酬結構的外生假設，認為：一國經濟要擺脫低水平的尋租社會均衡陷阱，就必須對政治製度、經濟製度和文化製度進行持續的創新，產生一個大推進，持續降低非生產性尋租活動的報酬，不斷提高生產性創新活動的報酬，減少尋租的數量，誘導企業家活動不斷配置到創新活動中，經濟才能打破低水平尋租社會均衡陷阱，趨向較發達的均衡。他認為，我國要實現自主創新的國家戰略，就必須通過製度調整和製度創新，創造合理的報酬結構，激勵中國企業家更多地從事創新活動。因而，他建議：第一，要建立完善的自由市場和產權製度，減少政府對經濟活動的幹預，擴大市場活動的盈利機會，提高創新活動收益；第二，切斷權力與金錢之間的聯係橋梁，建立民主廉潔的政治製度，提高行政管理效率，減少尋租機會；第三，建立健全法製，強化行政監督和社會監督；第四，提高公眾道德，建立更有道德的公共管理，改變社會的非貨幣報酬結構。
6.社會資本的影響
韋影從企業社會資本的特征維度出發，引入吸收能力，提出了基於吸收能力的企業社會資本與技術創新績效的概念。研究結果表明，在不考慮吸收能力作用的情況下，企業社會資本的結構、關係和認知等三個維度的水平對於我國企業技術創新績效的提升均具有積極顯著的作用；企業社會資本三個特征維度的水平通過提高吸收能力進而正向影響技術創新績效；其中，認知維度在結構維度和關係維度發揮效應中承擔中介變量的作用。因此，提高企業技術創新績效，就要以知識的獲取和利用為導向，注重企業社會資本三個維度水平的均衡提高。
7.市場結構的影響
王飛構建了空間雙寡頭競爭模型，單純考察空間競爭對於創新采納的影響。結果表明，即使同質的廠商同時獲得創新的信息，在競爭的作用下，創新的采納也很少會同時進行，除非該創新采納成本較低使得廠商會立即予以采納。如果采納成本較高，則從利潤最大化出發，兩個廠商會在不同的時刻分別采納創新，但先采納者具備一定的先發優勢。而且先采納者的先發優勢會得到強化，後采納者處於愈發不利的地位。
陳羽等認為，市場競爭與創新投入呈倒U型關係。在隻有國有比重項而沒有外資比重項的模型中，行業創新投入差異主要歸於個體效應，因此盡管方向一致，外資比重比國有比重更能反映創新投入的差異。就增加企業創新動力來說，我國存在過於集中以及過度競爭兩個極端，而且問題在於這種市場結構的形成機製並非來自市場層麵，而是具有特殊的製度背景。對於長尾行業，應該避免國有企業退出後的過度進入，改變過多過小的企業訴諸惡性價格競爭的局麵，著眼於培育企業的創新能力、技術水平等非價格競爭優勢；對於壟斷性行業，一則可以降低壁壘、引入競爭，從而削弱壟斷，再則需要引導其提高自主創新能力，著眼於國際市場做大、做強，而不是坐吃政策和老本帶來的“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