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業發展和產業轉移的道路並非一帆風順。楊繼學以我國發展較早的“珠三角”地區為例研究認為，產業“空心化”問題已經成為阻礙地區經濟進一步發展的重要症結，FDI占全國FDI的比重不斷下滑，1985年廣東省FDI占全國比重為31.06%，1990年上升至41.8%，達到最高水平，而在2001年下降至26.7%，2002年下降至24.85%，2005年進一步下降至17.9%。此外，新型產業的培育不理想，珠三角在承接國際產業轉移基礎上，並未做到消化、吸收和創新，相反使許多企業滋長了惰性，缺乏自主創新的衝勁，未能培育出自主創新能力。究其原因，首先，要素成本提升和其他地區快速發展使珠三角區位優勢趨弱，產業轉移加快；其次，過高的外源依存度導致了結構性失衡；最後，新型產業體係配置成果不理想，本土企業的參與力度和參與意識不強。可見，珠三角地區的再發展必須首要解決產業“空心化”的問題，以產業升級拉動區域經濟發展。
3.區域產業轉型帶來的新契機
產業轉移是產業的空間位移，是地區產業發展的必然結果。熊必琳等改進了產業梯度係數，並據此總結出中國區域產業轉移的特征：第一，從中國區域產業轉移的階段特征來看，大部分工業行業梯度勢差不明顯，還處在從產業擴散到產業集聚的階段，現階段的產業轉移總體上是一種集聚式的轉移；第二，從中國區域產業轉移的區域特征來看，四大區域的產業梯度勢差明顯，已經具備了轉移的基礎條件，東部地區除采掘業外其他類型的產業占有相當優勢，是產業轉出的活躍區位，而中西部地區原材料加工業和輕工紡織業具有一定的發展基礎，是產業轉入的活躍區位；第三，從中國區域產業轉移的方式選擇來看，城鄉二元經濟的特點，決定了產業的邊際滲透轉移將是區域轉移中廣泛存在的方式，在較大區域範圍看，跳躍轉移將成為集聚式轉移階段的一般方式。
關於產業結構調整問題，由於我國行政區域和經濟區域並不完全對等，所以區域產業結構不協調的問題由來已久，需要全力進行解決。張平為此提出了區域產業結構的協調機製：第一，要重視地區與國家產業政策的協調，在與國家產業結構優化目標的協調上，協調的主導者是中央政府，中央政府主要通過改善各種製度環境來促進區域產業結構優化；第二，要重視地區之間產業結構的協調，主要包括協調整合地區發展規劃，協同整合地區產業優勢，加強政策合作，協同構建開放的市場體係等。
（六）區域二元經濟及其轉換
李學清認為傳統的二元經濟理論由於沒有考慮到區域經濟增長速度的差異所導致的區域經濟時空觀的變化，因而在解釋區域經濟的增長、產業結構、勞動力市場結構的變化時必然陷入複雜混亂的局麵。政府的農村政策不斷調整以及農業科技條件的不斷改善，從而農業剩餘不斷增加以及農村剩餘勞動力的經濟活動行為更加自由，區域經濟二元結構的轉化就是要素稟賦按比例呈規律性地聚集和變遷。我國的區域發展必然顯現出產業結構和勞動力市場隨區域經濟增長速度的變化而變化的必然趨勢，二元結構創造性地與區域經濟發展結合起來。
把一般性特征進行細化，鄔紅華以湖北省為例，實證研究了中部地區二元經濟結構轉化的特征問題。從二元相對比重變化的特征分析，二元產值結構呈規律性變動農業產值比重逐漸縮小，非農產值比重不斷提高；二元就業結構的變化中，農業就業比重逐步下降，非農業就業比重不斷上升，農業剩餘勞動力不斷向非農產業轉移；二元產值結構與二元就業結構轉換不同步，二元就業結構轉換快於二元產值結構轉換；二元結構轉換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化明顯加快。從二元對比係數的變化特征分析，二元勞動生產率隨著結構轉換明顯提高，並且二元比較勞動生產率變動呈非直線性特征，二元對比係數變動總體符合一般規律性。從二元反差指數變化的特征分析，改革開放開始時，湖北經濟二元結構反差較大，隨著改革開放深入，湖北經濟二元結構的反差程度趨向縮小。進一步觀察各省區二元經濟結構轉化的同步性問題，高帆發現，相對於現有指標，綜合二元反差指數r內含了部門勞動生產率差異和勞動力配置結構兩個因素，因此能更好地擬合二元經濟結構轉化的真實狀況。在時間序列上，各省區r的變化可劃分為三個階段：1978～1986年的下降時期；1987～1996年的平穩階段；1997～2005年的分化階段；在空間意義上，東中西部r的絕對水平依次增大，西東中部r的內部收斂程度依次遞減，東西中部r的長期穩定性依次減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