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潔認為，改革開放以來，對於“重建個人所有製”的理解眾說紛紜，概括起來，主要包括以下幾種觀點：（1）“重建個人所有製”就是“重建消費品的個人所有製”；（2）“重建個人所有製”就是要重建“生產資料個人所有製”，即“生產資料人人皆有的私有製”；（3）“重建個人所有製”指的就是建立生產資料公有製。“重建個人所有製”的完全實現隻能存在於共產主義階段，其基礎隻能是生產資料的公有製，這是與股份製完全衝突的。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們不可避免地要采用一些與生產力相符合的所有製形式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因此，現階段對於股份製，我們應加以合理利用；為了強調股份製的重要性而認為其就是馬克思所設想的“重建個人所有製”的最好形式，是違背馬克思的初衷的。準確把握“重建個人所有製”的階段性，才能正確理解和運用馬克思主義。
陳文通認為，以股份公司形式改革國有企業和重組社會資本，符合現代市場經濟的客觀要求。但是，把股份公司說成是“新公有製形式”是不正確的；把這種觀點說成是來自馬克思關於“社會所有製”和“個人所有製”的論述純粹是一種誤解。我國現階段的所有製形式和結構不必和馬克思設想的共產主義公有製對號入座。
（五）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探討
隨著近年來我國GDP的快速增長，我國在經濟發展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也遇到了新的問題，十七大報告指出，今後要“建設生態文明，基本形成節約能源資源和保護生態環境的產業結構、增長方式、消費方式”。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依然是人們關注的一個焦點問題。十七大報告以前，學者們主要討論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問題。十七大提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又開始進行發展方式的討論。對發展方式問題目前存在有兩種不同的理解：一是認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取代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二是認為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是轉變發展方式的基礎和重要組成部分。二者是並存而非取代的關係。
一些學者認為，實現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重要內容，在於提高勞動生產率、經濟效益和經濟質量，優化產業結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關鍵在於自主創新，以科技進步推動經濟增長由低質低效向高質高效的轉化。有的學者認為，我國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難點，在於資金短缺、勞動力過剩、地區經濟結構不平衡、資源約束和環境壓力等方麵。有的學者認為，我國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由於過度依賴外資的技術外溢效應，使我國企業依靠自身的科技創新來提升產業結構、集約化經營的發展思路受阻，麵臨著國際資本競爭的壓力，被動服從於跨國公司利益。有的學者認為，我們過去不重視引資的質量和結構，一些高能耗、高汙染產業轉移到我國，加重了我國的能源消耗和環境汙染。有的學者認為，勞動密集型產業在較短時間內仍然是我國的國際比較優勢產業。要繼續發揮勞動力資源豐富的優勢，開辟適合於發展勞動密集型的產業。
衛興華、侯為民提出，在不同的經濟增長階段，經濟增長方式具有不同的技術和製度特點。從現實國情看，我國目前仍處於經濟增長的投資驅動階段，資本密集型產業是主導力量，經濟增長仍然是以資本投入作為主要驅動因素，經濟效率依然低下。中國經濟增長的另一個重要背景是當前正處於重要的經濟轉型期，適應要素數量投入型增長的傳統計劃經濟體製和製度安排還在頑強發揮作用，客觀上加大了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難度。因此，要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主要應從科技創新和體製創新兩方麵入手，在通過科技進步提高效率和優化經濟結構的基礎上，逐步扭轉粗放型增長的局麵，引導和推動增長方式向集約型方向的轉型。同時，要加快政府職能的轉變和體製改革，為科技創新提供製度保證。
劉樹成分析了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所要求的又好又快發展中的“好”與“快”的關係問題。他認為，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舉世矚目，但也積累了不少值得我們高度重視的矛盾和問題。這些矛盾和問題如果不能很好地解決，經濟的快速增長將難以為繼。這就要求我們在經濟發展中不僅要在“快”字上做文章，而且更要在“好”字上狠下工夫。“又好又快”是一個有機統一的整體，“好”字放在首位，絕不是不要“快”，而是要好中求快，使“快”更能持久。為什麼還要好中求“快”呢？我們不能忘記，還有一個重大的、基本的國情沒有改變，那就是我國還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初級階段就是不發達的階段。目前，我國經濟總規模雖然已經較大，位居世界第四位，但人均收入水平仍很低。為了繼續提高我國人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為了在工業化、城市化加快發展中緩解就業壓力，為了逐步縮小城鄉差距和地區差距，為了增加國家財力以加快各項社會事業的發展和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務，都需要我們繼續保持一定的較快的經濟增長速度。
吳敬璉認為，基礎性製度建設是轉變經濟增長模式的關鍵，而政府職能轉變則是關鍵中的關鍵。由於政府改革的實質是政府的自我革命，而自我革命往往是比較困難的，對於在舊體製中有種種權力和利益的人來說就更加困難。但是，我們隻能堅定不移地推進政府自身的改革，因為這一任務能否完成，將最終決定市場化改革和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成敗。
劉昌黎針對吳敬璉2006年發表在《管理世界》上的《中國應該走什麼樣的工業化道路》一文中否認我國工業化的重化工業階段，且認為吳文對新型工業化道路的論述脫離我國工業化發展的實際的觀點，提出了質疑。他認為，工業化新階段與工業化社會發展新階段是兩回事，工業化有工業化發展規律，工業化社會有工業化社會發展規律，二者不能混為一談。麵對我國經濟增長模式中存在的問題，吳敬璉之所以得出不能發展重化工業的結論，與其跳不出諾貝爾獎經濟學大師們半個多世紀以前的框框、重化工業觀念陳舊有很大的關係。如果一提重化工業就是“傻大黑粗”、“黑煙滾滾”、“汙水橫流”的老場景，沒有現代鋼鐵工業、化學工業的概念，把重化工業發展中的問題誇張為整個重化工業的問題，甚至連政策和管理失誤的問題也歸咎於重化工業，那就難免以偏概全，一葉障目，不知不覺地否認重化工業的最新發展及其廣闊前景。
黃泰岩認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內涵，不僅僅指從粗放增長向集約增長的轉變或從外延增長向內涵增長的轉變，還應該包括以下幾項基本轉變：向發展目標多元化轉變；向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並舉轉變；向以人為本這一發展核心轉變；向經濟結構全麵優化轉變；向知識經濟條件下的發展方式轉變；向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轉變。
劉世錦、周天勇認為，要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需要積極解決粗放經濟增長方式所造成的一係列深層次的體製性和結構性矛盾，如資源和環境消耗代價過大問題等。這一問題長期難以得到有效改變，與生產方式落後、產業結構不合理、資源環境製約機製不健全等，有著直接的關係。這些不合理的現象背後，又往往有著一些不合理的利益訴求、利益格局。因此，有效調整利益關係格局，才能找到切實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具體方式和有效途徑。
張曉強論述了著力自主創新、發展高新技術對於促進科學發展的重要意義。他指出，隨著我國向下一階段發展目標邁進，粗放式的經濟增長已難以為繼。一是僅靠投資拉動難以持久。我國這些年的經濟快速發展很大程度上依靠投資拉動。但過多依靠投資拉動增長，既影響國內消費，也易造成投資效益下降。從某種意義上看，這條路正越走越窄；二是靠低端產品打天下的局麵難以維持，這種狀況往往容易引發貿易摩擦；三是勞動力成本優勢不可能永遠保持。長期以來，豐富的低成本勞動力一直是我國的產業競爭優勢之一，但目前這種優勢正在逐步削弱。要解決這些深層次矛盾，根本出路還是依靠自主創新和科技進步，大幅提高科技要素對GDP增長的貢獻率。
吳運國認為，近年來，在關於增長方式轉變或增長模式轉型、新型工業化道路選擇問題上，出現了不同意見的討論或爭論。為了使討論深入且富有成效，我們需要“淡化”乃至排除一些似是而非的“假問題”，抓住能夠反映事物實質的“真問題”。一個典型的假問題是“是否需要發展重化工業”。有人認為在中國現階段“重化工業階段不可逾越”。有人則認為這個階段大可不必經曆。討論者可以有各自的論點和理由，但增長方式或增長模式與發展何種產業之間並無必然聯係。套用一個著名的論證範式：重工業可以是“集約”、“高效”，輕工業和服務業也可以“粗放”、“低效”。當然，相反的論證也能成立。許多年來，大家認為中國的增長方式沒有實現根本性轉變，但過去的長時期內，中國產業增長是以輕型工業為主的。
焦斌龍認為，企業家是資源的最終配置者，是技術創新的發動者、應用者和推廣者，是製度環境的構建者和市場環境的塑造者。因此，企業家是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微觀推動力量。企業家轉型滯後是我國經濟增長方式轉變遲緩的重要原因，實現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必須盡快推動企業家的轉型。
趙雲旗認為，控製固定資產投資規模是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前提。粗放型增長方式主要依靠大量增加資本投入規模來推動經濟增長，這種增長方式隻追求投入的數量，不追求投入的質量和效益，特別是在經濟周期的上升階段，固定資產投資增長往往大幅度超過經濟增長速度。我國的經濟增長，長期以來就是依靠這種方式來實現的。一些地方政府為擴大經濟產出總量，就加大固定資產的投入，積極上項目、鋪攤子、擴大建設。控製固定資產投資是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當務之急。
（六）政治經濟學的教學與學科建設
丁冰認為，當前經濟學學科建設中存在著不對稱和不平衡。一方麵，政治經濟學課程在經濟類專業本科生教學中的比重不斷下降，有的甚至隻在政治理論課的“概論”中有所涉及，實際是已被邊緣化了；另一方麵，西方經濟學課程包括有《西方經濟學原理》、《當代西方經濟學流派》、《經濟學說史》，課時卻要比《政治經濟學》多得多。這種輕重倒置的狀態應予改變。
衛興華認為，當前，我國經濟學教學與研究中存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被邊緣化的問題，這種情況值得關注。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除了世界社會主義運動處於低潮、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發展提出了新的理論挑戰等客觀原因之外，高校領導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態度、教師自身的教學水平和教學方法、政治經濟學教材建設水平等主觀方麵的原因，我們也應當重視。作為社會主義國家，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應發揮其對經濟類學科的理論基礎的作用。為此，我們應在課程安排、高校經濟學教材建設、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教師教學水平提高等方麵采取一些有效措施，以改進經濟學教學與研究工作。
白永秀認為，近年來，政治經濟學學科地位下降，主要表現為：政治經濟學課程的地位在高校經濟和管理類專業中不斷下降，有些學校的管理類專業的課程設置中甚至取消了政治經濟學；許多高校的碩士和博士研究生入學考試取消了對政治經濟學的考核；政治經濟學對青年教師和青年學生的學術吸引力不斷下降，西方經濟學的分析思路和分析方法的影響力不斷上升；傳統政治經濟學對現實經濟運作的解釋力不足。他提出目前要解決政治經濟學學科建設中的六個問題：一是培養一支隊伍；二是辦好一個學術刊物；三是編好一本權威性教材；四是解決一個出路；五是塑造一個創新環境；六是建立一個評價體係。
何幹強認為，創新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不能排斥借鑒當代資產階級經濟學，但是不能認為唯有引入當代西方經濟學的原理和方法，才能實現創新；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科學性和階級性決定了人民群眾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的偉大實踐，是它實現創新的主要源泉；準確地使用經濟學概念，也是創新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不可忽視的環節。
冉文偉認為，新自由主義對大學生的影響主要是負麵的。它動搖了部分學生的社會主義理想和馬克思主義信仰，強化了個人本位和自私自利傾向，歪曲了一些人的正義觀，不利於學生的情感道德培養和全麵發展，不利於和諧校園、和諧社會建設。造成這些影響的因素包括複雜的國際國內形勢、新自由主義理論與大學生關注熱點的契合、高校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邊緣化等。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係為我們正確對待新自由主義，引導學生健康發展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
郭鐵民認為，無論是理論經濟學還是應用經濟學，創新的理論基礎都應當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我國的經濟理論離不開馬克思主義的指導，這是不可動搖的方向。問題的關鍵是怎麼理解和運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正確地理解和運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要充分認識和準確地把握馬克思主義是一個思想體係，是一種科學方法論，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重在創新。當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創新主要應在觀點創新、內容創新、研究方法創新、結構體係創新上下工夫。無論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還是應用經濟學的創新，應當立足現實中國國情。我國的基本國情就是尚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必須不斷地加深對什麼是社會主義和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認識。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與應用經濟學創新的首要任務是研究發展問題，另一個重要任務是研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製度變革，還要大膽地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
程恩富認為，現代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強調假設的現實性、科學性和辯證性，因而具有更大的思想認知功能和社會建設功能。基於以上不同理論假設的現代馬克思主義主流經濟學和現代西方主流經濟學這兩大理論經濟學，在方法、範疇、原理和體係上既有相互吸收與通約的一麵，也有相互批判與排斥的一麵，是不同的現代理論經濟學範式。變革中的現代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力圖既超越馬克思經濟學和蘇聯經濟學，又超越現代西方經濟學和中外古近代經濟學，體現“國情為據、世情為鑒，馬學為體、西學為用、國學為根”綜合創新的時代精神和科學理念，就必須獨特性地推出“新的活勞動創造價值假設”、“己他雙性經濟人假設”、“公平與效率互促同向變動假設”、“資源和需要雙約束假設”等若幹關鍵性的理論假設，並達成學科共識。那種認為現代西方主流經濟學的關鍵性理論假設及其範式具有普適性，顯然是幼稚的。因為隻有在關鍵性理論假設和核心理論上具有科學性和普適性的馬克思主義及其經濟學，才能通過中國化或本土化，來真正促進我國富強、民主、文明、和諧、自由的社會主義建設和發展。
逄錦聚認為，西方發達國家的市場經濟發育程度和市場經濟體製的完善程度比我們高，綜合國力比我們強。西方經濟學作為對這種市場經濟運行和發展的理論概括，包含了一些科學的對我們有用的成分，也是人類文明的結晶。有分析地借鑒這些科學的成分，為我所用，對我們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有益的。但也必須明確，西方經濟學有其非科學性，主要是：將資本主義作為永恒的、美好的製度是不符合實際情況和人類社會發展一般規律的；將市場看做萬能的已為實踐證明是不正確的；排斥和否定對經濟的幹預也是不符合現代市場經濟發展要求的。正因為西方經濟學有這些非科學性甚至是根本性的缺陷，所以它不可能成為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指導思想，在借鑒西方經濟學理論的時候，一定要從中國的實際出發，有取有舍，有用有棄，而絕不可照抄照搬。
餘斌認為，在經濟理論的研究上，西方經濟學一方麵混淆科學研究的邏輯標準，將其與現實不符的理論稱為科學的；另一方麵則采取雙重標準，拒絕承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至少與其同樣具有“科學性”。但是，西方經濟學並不總是能夠表明自身的科學性的。西方經濟學在邏輯推理上違背了社會科學研究的三大邏輯標準：曆史邏輯、現實邏輯和數理邏輯。相比之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則是堅持社會科學研究的三大邏輯標準的典範。
蓋凱程、李俊麗認為，馬克思經濟學與西方主流經濟學兩大範式一經形成，再沒有隨時代變化而進行過整體理論範式的變遷，兩個範式均受到了理論與現實的衝擊。在兩大經濟理論體係對立的背後，其邏輯前提、基本假定、核心概念以及研究方法等基本構成要素均存在著相通之處，進而存在著範式耦合的可能。在兩大範式的研究方法的耦合過程中，需要避免一種研究方法對另一種研究方法的完全排斥與替代。傳統的馬克思經濟學者完全排斥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研究方法，認為其過於“庸俗化”；而我國一些學者在借鑒西方主流經濟學研究方法的過程中，又完全照搬其研究方法，將製度變量外生化，過分強調用晦澀的數學語言來表達其經濟思想，將作為輔助性經濟分析工具的數理模型當作經濟學研究的唯一追求和終極目的。這兩種傾向均導致了經濟學與現實經濟世界的脫節。馬克思經濟學範式與西方主流經濟學範式的耦合與創新，不應當是兩種研究方法的相互排斥與替代，而應該是各種研究方法的結合與發展。隻有這樣，才能實現兩大範式的真正耦合和新經濟學範式的建立。
白暴力認為，馬克思的勞動價值理論是科學的完整的理論體係。在現代西方經濟學的價值理論中，邊際生產力理論是一個虛假的理論，是不能成立的；均衡價格理論和實物價格理論都是對價值價格的一個特定層次的研究，這些價值理論都不能構成科學完整的價值理論，存在嚴重的理論缺陷。我們應在馬克思勞動價值理論基礎上，吸收這些理論的合理成分，推進價值理論的發展。
丁冰認為，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正確引進西方經濟學，使之為我國現代化事業服務的同時，西方新自由主義也乘虛而入。作為一種經濟思潮，新自由主義積極鼓吹個人主義價值觀，積極鼓吹私有化，鼓吹與西方“全麵接軌”。這一思想嚴重動搖了我國公有經濟的主體地位，導致貧富懸殊矛盾日益突出，造成內需不足，內外經濟嚴重失衡，國家幹預的作用縮小，貪汙腐敗之風盛行。
胡代光指出，近來一個時期，中國經濟學界吹來一陣“數學化”是“中國經濟學現代化的必由之路”的狂風。須知，數學方法在經濟研究中隻起著輔助的、從屬的作用，對待西方經濟計量學，我們絕不可以盲目照抄照搬，切忌“食洋不化”：（1）對於西方經濟計量學的應用，我們既不能持全盤否定的態度，也不應誇張它的作用。事實證明，西方經濟計量學在運用經濟模型所做出的各種經濟預測，失敗的往往多於成功的。（2）西方經濟計量學的局限性不僅僅在於著眼於技術方法上，而且更局限於未能依據真實科學的經濟理論的基礎。（3）在傑文斯（W。S。Jevons）提出經濟學須在事實上成為數學的科學這樣的論斷一百三十多年後，提倡中國經濟學數學化的學者實質上隻不過發思古之幽情，並沒有高見和創新。（4）我們在經濟研究中，運用數學方法必須建立在正確思想、真實理論和高尚學風的基礎上。
中華外國經濟學說研究會和教育部高等學校社會科學發展研究中心於2007年4月14日在北京召開了“西方經濟學教學工作研討會”。胡代光、吳易風、丁冰、程恩富、顏鵬飛、王振中、楊玉生、方福前、左大培、沈越、王健、白暴力、方興起、馮金華、劉風良、吳漢洪、郭殿生等京內外40餘名長期從事西方經濟學和政治經濟學教學與研究工作的專家學者出席會議並發言，李翀教授、丁堡駿教授等作了書麵發言。針對目前西方經濟學教學中存在的問題，與會專家一致認為，必須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改進西方經濟學教學工作，以下是部分會議代表的發言：
顏鵬飛認為，當前高校本科生基礎理論課教學現狀令人擔憂，主要的表現就是政治經濟學弱勢化、淡化和邊緣化；西方經濟學強勢化、主流化和本土化。根據幾所高校經濟類學科教學情況的調查，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教學課時的比例，已經由20世紀90年代的1：1演變為1：4.後者由一門課（包括宏觀、微觀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流派）“膨脹”成為包括中高級宏、微觀經濟學、計量經濟學在內的多門主課，並且在教學方法（如雙語教學）、論文範式以及原版教材等方麵力圖全方位“與國際接軌”。
楊玉生認為，目前在我國許多高校的各種入學考試中，比如本科生升碩士生，碩士生考博士生，考試的基礎課就是西方經濟學，沒有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說明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被邊緣化的情況在全國高校中是很普遍的。這種情況偏離了社會主義大學的教育方針。
胡樂明指出，國內西方經濟學教材的內容主要是英美國家的主流經濟學理論，容易導致學生誤認為這就是唯一且科學的理論體係。
李翀認為，西方經濟學外版教材的最大缺點就是缺乏嚴謹的邏輯結構，在初級西方經濟學教學中，直接用外國教材翻譯本進行教學，往往使學生難以從整體上清晰地把握西方經濟學的結構和脈絡，從而難以取得良好的教學效果。我國的優秀教材比較注重西方經濟學整體的邏輯結構，有助於學生在入學階段掌握好西方經濟學的基本原理。西方經濟學原版教材對經濟問題的分析所依據的是西方國家的具體經濟體製，所使用的例子都是西方國家的情況。如果像西方經濟學的基礎課采用的是西方國家的教材，後續的經濟學專業課也采用西方國家的教材，我國的學生學完了經濟學的課程之後，隻知道美國的經濟體製是如何運行的，卻不了解中國的經濟體製是怎麼運行的。如果這種現象長期繼續下去，必將會產生許多不良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