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收入差距擴大的原因
收入差距擴大的成因是近處來理論界爭論的焦點之一。有的學者認為，我國發展多種所有製經濟和實行市場經濟體製，拉大了貧富分化的差距。也有學者認為，中國稅收製度不健全，對高收入群體缺乏合理的“限高”措施，而對基礎階層缺乏必要的“兜底”條款，是貧富差距拉大的原因。還有一部分學者認為造成貧富差距擴大的主要原因是腐敗和壟斷等非市場因素。還有一種觀點認為，中國貧富差距的拉大，不是因為選擇了市場經濟，而是因為選擇了“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發展思想。這就進一步擴大了貧富之間的差距，造成了許許多多社會不公現象。一些學者指出，在許多發達國家，貧富差距沒有擴大的原因在於這些國家的政府將社會公正放在首位，製定了大量的財富分配和再分配法律製度，並且嚴格地依法辦事，防止整個社會的財富集中在少數人手中。
吳敬璉認為，20世紀80年代以後收入差距的確是進一步擴大了，全體居民的基尼係數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就突破了0.4的公認警戒線。但是，當前收入差距拉大的原因，主要是腐敗和壟斷等非市場的因素。然而在最近幾年的爭論中，少數人極力散布他們對貧富差別過大的原因所做的歪曲解釋，把大眾對於腐敗的義憤引向錯誤的方向。他們說，目前貧富差別懸殊的根本原因，不在於腐敗和壟斷，而在於市場化改革和“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方針，他們以此蒙蔽和煽動不明真相的群眾，轉移視線，把大眾“仇腐”的正當感情引向不分青紅皂白地“仇富”的歧路。在政策取向上，也不是針對貪官汙吏和“紅頂商人”的非法收入，而是針對專業人員的合理報酬和企業家的合法利潤；鼓吹對高層經理、教授、醫生、高工等的工薪收入進行限製或課以重稅。麵對這種平均主義歪曲，應當對近年來我國收入差距擴大的實際狀祝和根本原因做出科學的分析和判斷。同時，要采取應對措施有效地解決貧富差距過大的問題。
丁冰不讚成吳敬璉把我國基尼係數擴大原因歸結為腐敗和壟斷。他認為：製約和決定交換和分配的是生產，是生產資料所有製形式。吳敬璉把基尼係數過大的主要原因歸結為腐敗和壟斷，違背了科學的分析方法，沒有從生產環節分析導致分配環節出問題的根源，在所有製結構上，非公有製經濟過度膨脹，是導致基尼係數過大的根源。從生產布局上看，在城鄉之間，東西地區之間，由生產發展水平差別所形成的收入差別，是導致基尼係數過大的又一重要原因。腐敗要反對，但揭發出來的腐敗分子，基本上傾家蕩產了，成不了富人。而沒有被揭發出來的，其財產是秘密的，沒有進入基尼係數。
樊綱認為，收入差距的問題一直是個令人頭疼的問題，很多發展中國家也沒能順利解決這個問題，有的甚至因這個問題造成政府的垮台。現在我們國家的收入差距之所以大，關鍵是因為我們還有幾億人沒有真正就業，這幾億人還沒有從單一的農業社會裏轉移出來。中國要實現現代化，實現城市化，必須擺脫這些煩惱。要解決收入差距問題，除了體製改革，消除腐敗等做法之外，一個重要的途徑，或者是一個重要的解決辦法，就是再創造出1.5億到2億的藍領工人，實現中國的勞動力充分就業。該轉移的人能夠轉移出去，這樣中國才能健康地發展。
高尚全認為，我們不可能在同一個時期同時富裕。因為每一個人的背景不一樣，每一個人的能力不一樣，掌握的資源要素不一樣，機遇也不一樣，這必然導致分配的結果有差異。改革的路徑是，以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然後先富幫後富，最終實現共同富裕。除了由於個人背景、能力、要素不同外，導致我國貧富差距另一個原因是腐敗問題。他還認為，不平等的擴大絕不是市場化改革和擴大開放的一個必然結果。基於個人能力和公平競爭導致的效率和收入差距不是社會爭議的焦點，真正引起人們不滿或加劇社會分配失衡的根源，在於人們參與市場競爭的機會不平等以及競爭過程中的不平等。這類不平等主要是體製性因素所導致，它既不反映效率原則，又不受公平原則支配，是分配關係扭曲的重要表現。勞動力流動中的體製性歧視是導致收入差距擴大的重要體製原因。影響收入差距擴大的原因還有：缺乏有效的勞資協調機製、行政性壟斷對分配關係的扭曲及政府職能轉變滯後的影響。就收入分配關係而言，政府依然介入市場較深，必然製約政府在維護市場主體平等權利、保證公平競爭方麵職能的發揮，同時也影響到政府再分配職能和公共政策對社會收入分配的有效調節。
張維迎認為，經濟學家的研究證明：富國與窮國的主要區別，不在於資源稟賦的不同，而在於資源配置方式不同。而任何國家最稀缺、最寶貴的資源就是企業家才能。當前必須完善產權製度，特別是企業家剩餘索取權的保護。企業家權利的保護，如果沒有企業家剩餘索取權的保護就會有更多人尋租；必須減少政府對經濟活動的幹預，減少審批，建立真正的自由企業製度，如果不是這樣，企業家將會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行政上；必須進行政治體製的改革，建立廉潔、透明的政府，如果政府部門腐敗，不廉潔，政府不透明就給企業家尋租提供好機會，企業家資源就會進一步浪費掉；必須改革國有企業，減少政府控製的資源數量。
林毅夫認為，城鄉和收入差距擴大的主要症結在於改革不到位，包括金融結構失衡、資源稅費不合理以及行政壟斷問題。其中，金融結構是最關鍵和最核心的問題。在缺乏金融服務的情況下，勞動密集型中小企業的發展相對不足，其結果是減少大量就業機會，不僅使農村大量富餘勞動力無法轉移到非農產業，城鄉二元經濟結構難以消除，而且不利於城市擴大就業，造成城鄉差距擴大和收入分配不均。
劉國光認為，共同富裕，消除兩極分化是社會主義改革區別於資本主義改革的試金石，也是鄧小平的社會主義改革理論中的一個根本問題。正確評估中國貧富差距擴大的形勢，促進分配關係的調整和社會公平是經濟研究者的職責所在。貧富差距擴大最根本原因是所有製結構的變化，即所有製結構的“公降私升”已經達到影響公有製為主體的臨界點，造成這種狀況的是幹擾“公有製經濟為主體”的“私有化”傾向。毫不動搖地發展包括私有經濟在內的非公有經濟，要以堅持公有製經濟為主體、國有經濟為主導作為前提，即實行兩個毫不動搖，齊頭並進，才能保證我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製度的鞏固發展，永遠立於不敗之地。
陳享光認為，市場經濟條件下收入的初次分配是直接與生產條件的分配相聯係的，收入分配不僅取決於生產條件在社會成員之間的分配，而且取決於生產條件在不同部門之間的分配；收入的公平分配取決於生產條件在這兩方麵的公平分配；我國收入分配不公根源於這兩方麵生產條件分配的不公，解決我國收入差距過大和收入分配不公，必須從根本上解決我國生產條件分配不公的問題，構建收入公平分配的微觀基礎。
曾國安、胡晶晶認為，學術界對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中國城鄉居民之間收入差距的演變趨勢從不同角度進行了分析，得出了城鄉居民之間的收入差距呈現出長期擴大的趨勢的基本結論。經濟結構的一元性、政府推行的城市偏向的製度和政策、城市偏向的經濟發展戰略和政治權力的不平衡，以及經濟體製改革造成的機會不平等等因素，是城鄉居民之間收入差距擴大的原因。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是係統性的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的趨勢，不過是結構轉型過程導致的係統性的城市趨勢和多種因素造成的係統性的城市偏向的製度與政策共同作用的結果，如果沒有係統性的糾偏機製，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狀態是不可能改變的。當前應該對造成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原因進行係統深入的研究，隻有這樣才有可能給出係統性的政策結論。
李炳炎認為，造成我國收入差距偏大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在改革過程中，受利益獨享觀念影響，一種新的資本權威建立了起來，實行的是古典的企業產權製度即所有權至上製度所決定的分配方式。即由生產資料所有權決定其他所有的經濟權利，追求利潤最大化，盡可能壓低工人的工資。由於我國勞動力市場上勞資雙方的談判力嚴重不對稱，不僅分散的勞動者個體處於弱勢狀態，而且勞動者整體也處於弱勢地位。雇主則處於優勢狀態，具有壟斷者的特點。這種勞動力市場談判力量不對稱的狀況，致使工資率甚至低於勞動力價值。
袁緒程認為，市場化的改革必然帶來利益的分化和分層，這是不可避免的，由於人們擁有的要素稟賦不同，其收益顯然是不同的。隨著經濟的發展和教育的普及，這種差距會在一定的“時點”上收斂和縮小，社會隻要采取以公共產品的形式，給予在競爭中受損的一方“生存底線”的“補貼”，就不會有大問題。因此，利益分化和分層並不可怕，可怕的是由於權力的市場化帶來的差距過大，以及社會利益機製的扭曲和由此造成的社會“斷裂”和分裂。令人遺憾的是，隨著腐敗的加劇和尋租的社會化，兩極分化和社會階層的“斷裂”正在發生，特權和壟斷的存在以及各種無規則的博弈帶來的資源的破壞和浪費等一係列問題，對改革提出了警示。
2.對於處理初次分配與再分配的關係的不同見解
對於處理初次分配與再分配的關係，理論界長期存在著分歧：有的學者堅持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有的學者強調初次分配以公平為重；有的學者提出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過程中都要注重公平；有的學者認為初次分配強調公平會導致低效率，因此，要在初次分配上注重效率，通過二次分配來彌補公平；有的學者提出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過程中，公平與效率並不矛盾，應在兩次分配過程中努力實現公平與效率的統一。
劉國光認為，十七大明確提出初次分配、再分配都要處理好效率與公平的關係，要害是初次分配也要注意公平。這是一個大亮點，意義非凡。在初次分配中也要實現公平與效率的統一，這是中央分配理念的一個重要變革，意在遏製近年收入分配狀況的惡化，貧富差距擴大的趨勢。在整個國民收入分配中，再分配所調節的隻能涉及小部分，而初次分配的數額要比再分配大得多，涉及麵也廣得多。許多分配不公問題產生於初次分配領域，諸如企業分配中資本所得偏高，勞動所得偏低；高管人員所得偏高，一般雇員所得偏低；壟斷行業所得偏高，一般行業偏低；農民所得大大低於城市人員等，都是初次收入分配中發生的問題。初次分配不公的大格局一旦形成，再分配無力從根本上改變，隻能在此格局基礎上，通過財政稅收轉移支付等做出局部的修補。十七大決心從初次分配階段開始就注意處理效率與公平的關係，再分配要更加注重社會公平，這對於建立合理的收入分配體製，緩解和縮小收入差距的擴大，無疑是一個福音。
林毅夫認為，“一次分配注重效率，二次分配注重公平”的提法在實踐中往往被證明事倍功半或事與願違，隻有在生產過程的初次分配中就實現公平與效率的統一才能縮小貧富差距。促進和諧增長。當前收入分配存在惡化的趨勢，需要盡快消除各種價格扭曲和行政性壟斷。“初次分配注重效率，二次分配注重公平”把效率和公平對立起來，尤其是把效率定義為發展發達國家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和技術，這不符合中國的比較優勢，必然會導致就業不足、收入分配差距加大等問題。正本清源，在初次分配就實現公平和效率的統一，才能使經濟又好又快的發展，實現構建和諧社會的理想。如果不能在初次分配上，也就是生產過程和各種要素的所得分配中就盡量達到效率與公平的統一，而寄希望於政府的二次分配來解決公平的問題很可能會事倍功半，甚至事與願違。要在初次分配實現公平和效率的統一，就要深化市場經濟改革，最重要的是改善金融結構；提高資源稅（費）；壟斷行業在能引進競爭時盡可能引入競爭。
張宇認為，目前理論界還存在著一些對於更加注重社會公平和努力緩解收入分配差距過大的思想理解不夠全麵深入的情況。例如，有的學者認為，在我國市場經濟現階段，收入差距擴大化是不可逆轉的趨勢，這種收入差距隻可以“適當調節”，不可以強調過分。還有的學者認為，“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提法是不能改變的，改變原來的提法，有走吃“大鍋飯”的回頭路的嫌疑，並批評否定“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就是否定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等等。這些觀點顯然沒有理解更加注重社會公平的方針的精神實質和重大意義。
陳文通認為，再分配理應更加注重公平。但不能就此認為，初次分配隻可注重效率，而不可關注公平。初次分配的公平，是更加基本的公平。兩次分配都可以體現社會公平，但初次分配的公平具有首要的和基本的性質，再分配則是對初次分配結果的調整和補充。在初次分配中關注公平就不會必然降低效率。如果把公平等同於收入分配的均等化，那麼，不僅初次分配會降低效率，再分配也會降低效率。
王天義認為，初次分配也要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係。初次分配強調公平，不是不講效率，初次分配的公平和效率是統一的。關注初次分配的公平，也就是關注效率。
楊承訓、吳蓮認為，初次分配是基礎性的，再分配是輔助性的。在兩次分配中都應注重公平，特別是初次分配是消費品分配的大頭，占分配總量的80%以上。在注重按要素貢獻分配的同時，更加注重勞動者的合理收益。再分配隻能起到一定的調節作用，能調節的量約占10%～20%。再分配的主要手段就是征收個人所得稅、遺產稅以及消費稅等，稅率采取累進的辦法，由20%到50%，主要是限製過高收入。兩次分配必須雙管齊下，初次分配乃是最關鍵的。
（四）“重新建立個人所有製”問題的討論
2007年6月，謝韜、辛子陵在《炎黃春秋》發表文章《試解馬克思重建個人所有製的理論與中國改革》，引起了理論界關於“重建個人所有製”的大討論。大多數學者不讚同謝、辛二人對“重建個人所有製”的解釋，即將股票認定為馬克思“重新建立個人所有製”的選擇。但在對個人所有製的解釋上，又存在多種不同的認識。有的學者把馬克思講的“重新建立個人所有製”解釋為消費品的個人所有，或生產資料公有、消費品個人所有。有的認為是指“聯合起來的社會個人所有”，是從眾多個體著眼的即勞動者聯合的公有製。
謝韜、辛子陵認為，在重建個人所有製的論述中，馬克思的設想是：第一步把資本家的大公司、大工廠收歸國有；第二步將其回歸人民，重建個人所有製。而重建個人所有製的形式就是股份公司，“就是股票”。小小一張股票，體現了社會所有與個人所有的統一，公有製與私有製的統一，生產資料與生活資料的統一，是一種以個人私有為基礎的均富狀態。謝、辛二人將馬克思對公有製的定義理解為就是讓自然人擁有生產資料，人人有份；就是社會化，就是公有製；而不是政府所有製。他們還認為，隻要適合，私有製、股份製、合作製、公私合營、中外合資等等所有製形式，都是社會主義經濟的組成部分。不執行“重新建立個人所有製”，實行絕對的國有化，就注定了公有製和計劃經濟將作為阻礙先進生產力發展的落後的生產方式被曆史淘汰。社會主義國家隻要重建個人所有製，是可以發展起來，躋身先進國家行列的。他們認為，重建個人所有製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路線和總政策。
盧雲峰、許慶樸認為，理論和曆史實踐表明股份製是“個人所有製”的有效實現形式，“個人所有製”理論既解釋了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出現諸多社會主義因素的現象，也為我國現階段的股份製改造指明了方向。隨著股份製在西方和東方的普遍建立，馬克思要“重新建立個人所有製”的科學預言正在衝破傳統觀念束縛而變為現實。
智效和認為，謝韜、辛子陵關於馬克思“重建個人所有製”的解釋，是對馬克思的誤讀。馬克思的“重新建立個人所有製”指的就是建立社會主義社會的公有製（社會所有製）。即資本主義否定了小生產的個人所有製，資本主義在發展中又為否定自身創造了條件，社會主義公有製是對資本主義所有製的否定，從而是否定之否定，即重新建立個人所有製。馬克思關於社會主義社會的所有製有不少提法，如“公有製”、“社會所有製”等等，而“重新建立個人所有製”隻是其中的一種提法。這些提法或表述在實質上是一樣的，不存在互相否定或取代的問題。個人所有製之“重新建立”，“新”就新在不是私有製，而是公有製，不是原來意義上的個人所有製，而是“社會個人所有製”。社會個人所有製的所有者是“社會個人”，全社會的勞動者作為無階級差別的個人聯合起來，他們共同地占有生產資料，成為生產和產品的主人。這又形成了重新建立的個人所有製（社會主義社會的公有製）與小生產的個人所有製的根本區別。謝、辛二人提出把重建個人所有製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路線和總政策，實際上是主張個人所有化。股份製在我國現階段具有適用性，這需要另外講道理，與馬克思的“重建個人所有製”毫不沾邊。
奚兆永認為，馬克思所說的在社會主義社會中重新建立健全“個人所有製”並不是指生產資料的個人所有製，而是指消費品的個人所有製。個人所有製隻限於消費品而不包括生產資料，因此“個人所有製”應理解為“個人財產”，它與生產資料所有製是不同的。謝、辛認為，搞公有製、國有化就要喪邦，而大搞生產資料個人所有製就可以興邦。事實上情況正好相反，對中國來說，公有製的主體地位在任何時候都不能削弱，隻能加強。他不讚同謝、辛所說的：“在所有製問題上，隻要適合，私有製、股份製、合作製、公私合營、中外合資等等所有製形式，都是社會主義經濟的組成部分。”他反對謝、辛二人將股票看做“重新建立個人所有製”的形式。他認為把馬克思的重新建立個人所有製說成是所謂“社會所有和個人所有的統一”，是杜林杜撰出來強加給馬克思的。謝、辛提出的這些錯誤觀點，是為在中國實行私有化製造輿論。
郭飛認為，馬克思關於重建個人所有製的重要論述，實質上是闡明以社會所有製（或社會主義全民所有製）取代資本主義私有製。從狹義來看，重建個人所有製是指建立消費資料的個人所有製；從廣義來看，它是指建立生產資料的社會所有製和消費資料的個人所有製，即建立社會主義全民所有製。馬克思關於重建個人所有製的重要論述，實質上是闡明以社會所有製（或社會主義全民所有製）取代資本主義私有製。謝韜等人“試解”馬克思重建個人所有製理論，並不是主張全麵建立社會主義全民所有製。他們將社會主義國家傳統經濟體製的弊端和多種原因導致的經濟建設遭受的重大挫折，統統歸咎於社會主義全民所有製，將社會主義全民所有製經濟（或社會主義國有經濟）罵得一無是處，是什麼“政府壟斷生產資料”，遭到了“製度性失敗”，注定要“被曆史淘汰”，等等。謝韜等人錯解馬克思的相關論述，其實質是兜售民主社會主義模式中資本主義私有製為主體的所有製結構。他們的思想會誤導我國所有製結構改革，將社會主義中國引向資本主義道路。
衛興華不讚成將“重建個人所有製”宣傳為建立股份製，人人有股票，他同時認為，用消費品的個人所有製來解釋馬克思的“重新建立個人所有製”，存在一些值得斟酌的問題。一是馬克思講的是三種所有製的“否定的否定”，即“資本主義私有製，是對個人的、以自己勞動為基礎的私有製的第一個否定”，這是資本主義私有製否定了個體勞動者的私有製；社會主義公有製又要否定資本主義私有製。這三種所有製的“否定的否定”，都是指三種生產資料所有製的先後否定，因而不能用社會主義消費品的個人所有製來否定資本主義生產資料私有製，二者不是同一層次的問題。二是消費品的個人所有製，不存在“否定的否定”和“重新建立”的問題。因為在資本主義經濟中，也存在消費品的個人所有，因而不存在社會主義要“重新建立”被否定了消費品的個人所有製問題。究竟怎樣準確地理解馬克思的“重新建立個人所有製”的主張呢？首先，需要明確的是馬克思把個人所有製分為兩類：一類是孤立的、單個人的個人所有製，即被資本主義剝奪和否定的個體私有製；另一類是“聯合起來的社會個人所有製”，即公有製經濟中，作為聯合體的個人所有製。“重新建立個人所有製”，是指後一種個人所有製，也就是建立每個人有份的社會主義公有製。從這裏也可看出：馬克思講公有製，不是空洞的、與個人所有無關的東西。我們建立的社會主義公有製，應是與廣大勞動者個人利益緊密結合的公有製，既是社會的，又是個人的。有人認為，重建個人所有製的形式就是股份公司，“就是股票”，認為資本主義國家通過股份公司這一“過渡點”，完成了向社會主義的和平過渡；認為股份製就是社會主義所有製，就是“社會所有與個人所有相統一”的個人所有製。這完全是主觀構想，遠遠離開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論觀點。
王成稼認為，馬克思提出重新建立的“個人所有製”不是指生產資料公有製，也不是指生產資料私有製，而是指在公有製的基礎上重新建立的生活資料個人所有製。謝韜、辛子淩二位先生的試解，肯定在公有製的基礎上重建個人所有製和強調個人所有製的重要意義，這是對的，比有些學者和翻譯家把個人所有製等同於公有製，即把個人所有製與決定它的基礎或前提混同起來，要強得多。然而，二位先生對“重建個人所有製”所包括的內容的試解，卻離開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本意。他們講在公有製的基礎上重建個人所有製，這裏又把共同占有的生產資料包括在個人所有製之中，也就是說，這種“個人所有製”既是公共的又是個人私有的所有製的混沌世界，這與杜林曲解並強加給馬克思的觀點，極其相似。謝、辛二位先生明目張膽地把社會總產品的社會主義占有方式篡改為資本主義資本市場上股票的占有方式，而事實上，股份公司並沒有消除生產力的資本屬性。謝、辛二位先生還把“個人所有製”所包括的內容曲解為“第一步把生產資料收歸國有；第二步將社會財富回歸社會，回歸人民。”生產資料收歸國有與回歸社會，本來是一回事，都是指公有製，這不叫重新建立個人所有製，馬克思所說的個人所有製，不是指生產資料，而是指在生產資料公有製的基礎上重新建立生活消費品的個人所有製。因此，重建個人所有製不是重建私有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