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該指出，江蘇企業經濟行為沒有行政區域界限，在利潤最大化規律作用下，企業經濟行為跨行政區域甚至跨國界是非常普遍的事。從這種意義上說，企業經濟行為的空間移動推動著江蘇經濟增長。但是，在江蘇行政區域經濟中，企業經濟行為具有明顯的行政地域特征或行政區域空間區位，從而與地方政府發生著程度不同的方方麵麵的聯係，“行政影子關係”和尋租活動在市場經濟中也就是再所難免的事情。
2.泛長三角區域合作中的江蘇居民
居民是江蘇區域合作的重要行為主體。居民是以市場經濟中勞動力商品出賣者和消費資料購買者的雙重身份參與江蘇區域合作過程的。沒有居民行為，企業行為就不可能發生，也就不可能有江蘇區域合作。可以說，居民行為對江蘇區域合作具有能動的推進作用。例如，居民就業率和勞動收入或收益增長率是江蘇區域合作狀況的重要衡量指標，而這些指標又恰恰是居民行為狀況的直接反映。因此，居民是江蘇區域合作的又一個重要的行為主體。
居民是江蘇經濟中的個人或家庭，是江蘇區域合作過程中的重要行為主體。國民經濟中的最基本經濟單位的居民被稱為家庭。企業的經濟行為對區域經濟運行的影響，正如前麵的論述是顯而易見的，但居民對江蘇區域合作的影響則往往被忽略。在江蘇區域合作過程中，居民的經濟行為具有多重性：它“既有消費的職能，又有儲蓄、投資和獲取收入的職能。作為消費者，家庭行為的基本目的是效用最大化，用最少的花費獲取最大數量的享樂和滿足；作為勞動者，家庭又追求收入最大化，用最少的時間獲取最多的報酬；作為投資者，家庭也必須考慮如何將扣除消費後的收入剩餘用在能生更多錢的地方”。“隨著經濟市場化和家庭收入水平的快速提高，家庭預算中用作儲蓄和投資的份額越來越大，投資愈來愈成為家庭經濟行為中不可忽視的行為。”因此，研究江蘇區域合作，必須分析居民的經濟行為，“即要注意到它的收入和消費行為，又要注意到它的儲蓄和投資行為”。因此，必須分析居民經濟行為與江蘇區域合作的關係。居民經濟行為主要包括就業行為、投資行為和消費行為，居民的這些經濟行為對江蘇區域合作有著不同的影響。
（1）作為勞動主體的居民追求收入最大化的經濟行為，推動著江蘇經濟快速增長。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勞權即勞動力所有權以個人所有製為基本特征。“伴隨向市場經濟的全麵過渡，勞動者及其家庭作為市場主體的形象將會日益鮮明，他（它）們將不再依附於政府或企業。其市場主體地位的實在性和充分性集中地體現在勞權上。這主要表現在：勞權主體身份的獨立性，勞權行使——勞動或職業選擇的自主性，勞權實現勞動報酬與勞動貢獻的對應性，勞動主體發展——勞動力培養和再生產費用的自負性”。
可見，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勞權具有十分豐富的內涵，是影響居民經濟行為的重要因素；在江蘇經濟中作為勞動主體的居民最基本的要求是就業和收入最大化，從而對江蘇區域合作產生重要影響。因此，居民追求收入最大化的經濟行為，實際上構成了江蘇經濟中的勞動力流動。
勞動者的就業既是居民的經濟行為，又是江蘇區域合作的重要內容。就業是居民從事一定量的社會勞動並獲得勞動收入或經營收入的經濟活動。由於勞動力的供求市場化，市場機製對就業起調節作用。在江蘇區域合作中存在著失業，即勞動力供求的實際變動和信息的不完整性使一部分居民以一定比率遊離於就業之外。此外，因經濟波動也會產生失業。但是，無論哪一種情況下的失業都會使居民失去收入。作為勞動主體居民的失業是市場經濟運行的“負麵效應”，是江蘇經濟良好運行必須解決的重要經濟問題，是江蘇區域合作中另一重要行為主體——地方政府經濟調控職能的重要內容。因此，居民的就業狀況從根本上影響著江蘇區域合作。
勞動者收入最大化是居民經濟行為的直接目的，也是江蘇區域合作的最終目的。勞動者收入最大化“常常促使居民在休閑和勞動時間進行選擇。工資收入越高，閑暇愈昂貴，便更多地投入工作。所以高工資所帶來的高收入會產生刺激增加勞動供給的替代效應”。“居民行為的基本屬性是其為獲取最大收益而表現出能動的創造性和主動性”因此，作為勞動者居民追求收入最大化的過程，就是江蘇區域合作的過程；居民的勞動收入越高，江蘇經濟的運行態勢越好；從這種意義上說，提高居民的勞動收入是江蘇經濟良好運行的內在要求，或者說居民的勞動收入不斷增加，江蘇經濟增長就有了強勁的內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