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在城市經濟中，第二、第三產業的集中度低和產業集聚發展相對緩慢。一般地講，產業集聚對經濟創新發展的產生重要的影響。產業集聚有利於促進知識和技術的轉移擴散。產業集聚與知識和技術擴散之間存在著相互促進的自增強關係。集聚內由於空間接近性和共同的產業文化背景，不僅可以加強顯性知識的傳播與擴散，而且更重要的是可以加強隱性知識的傳播與擴散，並通過隱性知識的快速流動進一步促進顯性知識的流動與擴散。
產業集聚內由於同類企業較多，競爭壓力激勵著企業的技術創新，也迫使員工相互攀比，不斷學習；企業間鄰近，帶來了現場參觀、麵對麵交流的機會，這種學習、競爭的區域環境促進了企業的技術創新；集聚內領先的企業會主導產業技術發展方向，一旦某項核心技術獲得創新性突破，在集聚區內各專業細分的企業很快會協同創新，相互支持，共同參與這種網絡化的創新模式。集聚可以降低企業創新的成本。由於地理位置接近，相互之間進行頻繁的交流就成為可能，為企業進行創新提供了較多的學習機會。尤其是隱性知識的交流，更能激發新思維、新方法的產生。由於存在著“學習曲線”（Learning Curve），使集聚內專業化小企業學習新技術變得容易和低成本。集聚對新企業的進入和企業增長也都有著重要的影響。一方麵，良好的創新氛圍、激烈的競爭環境以及完善的地方配套體係，使集聚在吸引新企業進入方麵具有競爭優勢；另一方麵，地理集中性和良好的外部環境，不僅鼓勵產業新手的出現，也有利於現有企業的增長和規模擴張。在產業集聚形成後，不僅吸引來的工廠會根植於本地，還會有很多新企業在本地繁殖和成長。第二、第三產業經濟在江蘇省域經濟的比重大，產業組織創新帶動經濟發展的趨勢顯現，但集中度低和產業集聚發展緩慢。江蘇工業總量規模很大，2004年企業單位數、總資產、增加值和銷售收入分別占全國工業總量的12.4%、10.4%、11.8%和13.0%，但規模企業不多。從每個企業平均擁有的資產看，至2004年末江蘇規模以上工業平均每個企業資產規模為7457.62萬元，低於全國8897.25萬元的平均規模水平，也低於廣東的8398.09萬元、山東的8678.29萬元。2004年江蘇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中銷售超億元的企業有3465個，占單位數的12.8%，廣東銷售過億的有3601個，占單位數的13.9%。從企業平均完成的銷售額來看，江蘇也不敵廣東和山東，2004年廣東和山東分別為10283.32萬元、10369.93萬元，而江蘇僅為9030.08萬元。從製造企業中超百億元的“航空母艦”式企業也比廣東、山東省少。企業規模偏小，規模經濟優勢不明顯，對經濟的帶動支撐作用不突出，企業過度分散經營，不僅降低了有限的資源利用效率，而且在以大集團、大公司為主體，以綜合實力較量為主題的現代市場競爭中，難以取得集聚效應和規模效益。江蘇經濟中的城市經濟主要集中於蘇南，因而蘇南產業組織特征創新對於泛長三角區域合作背景下的江蘇經濟創新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第二節產業組織創新與江蘇城市經濟創新發展
江蘇經濟是行政區域經濟類型中的省域經濟種類。按經濟的區域分布劃分，江蘇區域經濟分為蘇南經濟和蘇北經濟兩個區域經濟板塊（見本書第二章）；按經濟的農業和非農業性質劃分，江蘇省域經濟由城市經濟和農村經濟組成。本章分析泛長三角區域合作背景下的產業組織創新與江蘇經濟創新發展，是從城市經濟和農村經濟的視角展開的，這主要是由江蘇經濟中的城市和農村產業組織較大差異的特點決定的。
一、泛長三角區域合作中的江蘇企業空間分布及其變化趨勢
區域合作推動著泛長三角經濟一體化發展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企業之間的區域聯係增強。江蘇經濟中的企業與長三角及其經濟腹塊的企業聯係增強，推動著江蘇產業組織創新。
1.泛長三角經濟中的企業聯係增強
江蘇企業與長三角及其經濟腹地中的企業聯係增強。上海著力將自己建設成為中國經濟、貿易、信息和航運中心，江蘇尤其是蘇南的蘇、錫、常企業如何與上海企業在合作分工基礎上加強聯係，是決定江蘇產業發展走向的一個關鍵。1980年代初期，上海經濟進入轉換產業結構時期，蘇南主動承接，通過鄉鎮工業載體與上海企業聯營建立類似“母廠”與“子廠”、“工廠”與“車間”的關係，為上海的工業企業提供原輔材料、初級加工品和配套產品。1990年代初期，江蘇省與上海市的經濟技術合作，通過組建企業集團和加大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合作向產業組織創新更高層次發展。上海經濟在資本（金融中心）、科技和經營管理上有優勢，江蘇經濟在包括土地在內的資源、勞動力、交通運輸和銷售網絡方麵有優勢，作為製造業基地的蘇、錫、常實際上是上海經濟的腹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