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圈層主要由蘇州、無錫、常州、南通、鎮江、南京、嘉興、杭州、紹興、寧波、舟山市區和丹陽，紹興、上虞、諸暨、餘姚等城鎮（小城市）組成。
第二圈層主要由揚州、泰州、台州市區和高淳、溧水、金壇、句容、溧陽，杭州所轄縣（市）、嵊州、新昌、奉化、象山、寧海等城鎮（小城市）組成。長三角經濟區城市圈層整體上呈現出由上海城市為中心並由近及遠的梯度遞降特征。
二、上海經濟與江蘇經濟增長相關性分析
改革開放以來，上海經濟得到快速發展，“到2020年上海要基本建成國際經濟、金融、貿易、航運中心之一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國際大都市”。由於區域經濟板塊之間具有相臨近的特征，上海經濟增長對江蘇經濟增長產生直接影響。也由於江蘇省域經濟的各個不同市域經濟板塊與上海經濟的區位相臨程度不同，上海經濟增長對江蘇不同區域經濟板塊的影響也不完全相同。上海經濟增長對蘇南經濟尤其是蘇南鄉鎮企業經濟發展產生著十分直接的影響。從一定意義上說，蘇南經濟尤其是蘇南鄉鎮企業經濟是由上海經濟增長直接帶動而得到快速發展的。
1.蘇南鄉鎮企業經濟的發展
蘇南鄉鎮企業的大發展從而形成的蘇南模式（這裏的蘇南模式是指僅包括蘇、錫、常三個市域經濟板塊的蘇南經濟模式），曾經為中國其他區域爭相仿學的區域經濟發展模式。蘇南鄉鎮企業的大發展，具有幾個方麵的特殊優勢，但其與上海經濟增長的帶動關係是第一位的優勢。
蘇南位於長江三角洲中部，農業生產條件得天獨厚，毗鄰發達的上海大工業城市和市場，水陸交通便利。早在1958年人民公社化時期，蘇南各地在集體副業基礎上辦起了一批社隊企業，主要為本地農民提供簡單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到1970年代，這些小型社隊企業逐漸發展成為農機具廠，為集體製造一些農機具。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社隊企業進入了大發展階段。它們利用這一地區工業基礎比較薄弱的特點，抓住市場空隙，迅速壯大起來。同時，充分利用了上海大量技術工人節假日能夠到蘇州、無錫等地工作以及充實的信息、技術和管理經驗的優越條件。因此，曆史上的積累和接受上海經濟的輻射為蘇南工業化的起步創造了良好的條件，而當時的短缺經濟，以及1980年代中期的信用擴張等一些偶然因素，對其工業化的發展也起了推動作用。至1989年，蘇南鄉鎮企業創造的價值在其農村社會總產值中已經占到了60%。1990年代蘇南鄉鎮企業全麵改製，地方政府（主要是鄉鎮政府）從鄉鎮企業“全麵退出”，蘇南模式具有新的內涵，鄉鎮企業經濟也得到快速發展。
蘇南鄉鎮企業經濟發展啟動農村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創造了市場化和工業化的蘇南模式。其主要特征是利用集體資本辦企業，鄉鎮政府積極參與辦企業，允許先富並追求集體富裕。蘇南模式“主要有兩個方麵的創新：首先是啟動了農村工業化和城鎮化的進程。其特色是：依靠集體積累和私人積累的結合發展鄉鎮企業、推進農村工業化、建設小城鎮，自己解決向城鎮轉移問題，從而開啟了以非農化和城鎮化的途徑富裕農民的進程。其次是突破計劃經濟的束縛，鄉鎮企業麵向市場求發展，建立起了解適應市場經濟的經營體製。應該說，蘇南模式產生的積極效應是非常明顯的，鄉鎮企業如火如荼，農村小城鎮星羅棋布，工業產值三分天下有其二，農民迅速脫貧”。
“蘇南正處在人均GDP從5000美元向10000美元邁進的發展新階段，他們按照中央指明的方向，在加快實現由‘又快又好’向‘又好又快’發展模式的提升轉變”，“這種提升和轉變，將促進以全麵協調可持續為特征的‘新蘇南模式’的進一步探索和完善”。
在‘新蘇南模式’和上海經濟增長的帶動下，蘇南鄉鎮企業經濟具有進一步創新發展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