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近年來的經濟困局，伯南克以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為例予以說明。他認為，所謂的傳統理念就是堅持“危機對於消除金融係統在繁榮時期積聚的泡沫是必需的”，在伯南克看來正是出於這種認識，當時的央行才未采取舉措去阻止銀行倒閉，由此導致金融係統癱瘓。他認為，正是因為他和他的團隊吸取了上述教訓，才製定出如此到位的應對之策，才令“全球經濟躲過了一次與大蕭條相當，甚至更嚴重的巨大災難”。
而這又何嚐不是格林斯潘的理由呢？1987年10月19日，也就是格林斯潘出任美聯儲主席後的第69天，也是他宣布加息後的第45天，道瓊斯30種工業股票價格指數急跌508點。這相當於道瓊斯指數中的股票市值一天損失22.6%，幅度幾乎是眾人皆知的1929年股市崩盤時單日下跌幅度的兩倍。格林斯潘在危機中展示了自己的“魄力”，當天股市收盤後，美聯儲大量買入國庫券，巨額現金直接流入賣出國庫券的銀行家手中，風聲鶴唳的金融係統被注入了大量流動性。第二天股市開盤之前，格林斯潘發表了簡短的聲明：“美聯儲會始終堅守它作為中央銀行所應負的使命，隨時準備為經濟和金融係統提供流動性。”
1994年5月，在向參議院銀行委員會所做的發言中，格林斯潘對美聯儲自1989年以來的行為做了如下解釋：
由於覺察到債務遞增帶來資金壓力所引發的後果，我們從1989年春季開始對貨幣市場放鬆管製。家庭和企業不願再借貸和消費，貸款人也不再願意授信，這就是我們所說的信用緊縮現象。為了盡全力克服上述金融壓力，我們在1992年整個夏天逐步調低了短期貸款利率，直到1993年末，我們都將該利率維持在少有的低水平。
細讀上麵兩次發言，我們可聽出其言外之意就是其應對政策如此到位，以至於令當時的經濟躲過了一次巨大的災難。
這就是伯南克和格林斯潘，如果非要找出他們之間的差異，我想這種差異亦不過是前者更有學者的憨直，而後者更具政客的狡猾，如此而已。
被忽視的資產負債表衰退
從這兩位美聯儲主席的發言中可以看出，在他們看來，衰退是由於資金供應方受到衝擊，使得企業融資發生困難而導致的。其深層根源是，貨幣需求旺盛但供給卻不足，進而影響到有著旺盛的貨幣需求的實體經濟，經濟由此而惡化。
貨幣刺激派之所以會得出這樣的結論，其根源在於錯誤的假定，他們固執地認為，所有的企業，在任何時候都是以利潤最大化為目標的。隻有在企業無法募集到所需資金的時候，經濟才會發生衰退。貨幣刺激派將問題歸咎於資金供給方，也就是包括銀行等金融機構在內的放貸方。基於此，他們堅定地認為在應付經濟波動時，貨幣政策要比財政政策更為有效。
但辜朝明指出，很少有企業會在麵臨嚴重的資產負債表問題時，還將目標設定為企業利潤的最大化。早在1933年，歐文“費雪對當時的金融危機進行分析時，就明確指出：當高度負債的個人和商業機構陷入金融困境時，他們通常不是進一步擴大投資，而是選擇賣掉資產用來償還債務。辜朝明認為，經濟危機時，任何一個負責的、誠信的、理性的企業，都會將企業的運營目標從原來的利潤最大化轉向負債最小化，以保障自己不會因資產負債表的進一步惡化而破產倒閉。
也正是因為如此，辜朝明認為這時經濟之所以疲軟，其根本責任不在貨幣的供應方──中央銀行，而是貨幣的需求方──個人、家庭和商業機構（當然也包括那些以贏利為目的的商業銀行）。他認為經濟衰退是因為資本或資產市場泡沫破裂後，市場價格的崩跌造成泡沫時期過度擴張或過度杠杆的企業資產大幅縮水，導致資產負債表失衡、資不抵債，因此個人、家庭和商業機構雖能正常運作，但已是陷入技術性破產的邊緣。此時，這些單位的目標改變了經濟學的假設，從原來的“利潤最大化”轉變為當前的“負債最小化”，即使利率再怎麼低，這些單位不僅會選擇停止借貸，還將拿出能夠利用的現金流優先償債，以修補難看的資產負債表，並期望盡早走出技術性破產的陰霾。基於對未來不確定性的擔憂，有時甚至於償還完債務後，還將繼續擁有現金而不願意去借貸和投資，這就導致了經濟衰退的延長。同時也將導致整體經濟出現個體理性而集體非理性的合成謬誤，在這個時候貨幣政策是失效的。
辜朝明的觀點顯然是受到英國經濟學家拉爾夫“喬治“霍特裏（RalphGeorgeHawtrey）的信用僵局論的啟發。英國財政部財政調查局局長出身的霍特裏認為，到這時降低利率已經不能刺激任何借貸活動。他在其1913年出版的《商業的盛衰》一書裏，引用了英格蘭的一句俚語“你可以把馬拉到水邊，但你卻不能讓馬喝水”來形容這種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