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馬教廷所在地梵蒂岡城
就更加的旺盛充沛，是領取固定工資和受到捐贈的。
羅馬教會中的下級牧師之所以比任何耶穌教教會的牧師勤勉和熱心，是出於利己的動機。許多教區牧師的生活資源，大部分得自人民自願的貢獻，而秘密懺悔又給予他們許多機會，來增加這種收入。托缽教團的生活資源全都出自這種貢獻。教會的大人物，盡管具有紳士及通達世故的一切技能，有時還具有學者的技能，對維持下級牧師的必要紀律也十分注意，但他們卻不肯費心去關注人民的教育。
休謨說，國家可以讓某種技術的促進任憑收益者去處理，其他的必須由國家來促進。
也有人認為，宗教的講授是屬於由個人去處理的那一類，但是並不是這樣的，因為牧師的自利的熱心應當受到抑製。
但是，無論牧師的獨立俸給的效果是好是壞，這種規定或許很少是基於該效果的。即規定國教和公共捐助不是出於這樣的推理的，而是由於政治派別的需要。假若政治鬥爭不曾尋求宗教的援助，而勝利的黨派得勝時也不曾特別采用任何教派的教理，那麼，這個政黨對於所有教派就會一視同仁，自己選擇適當的牧師和宗教。在這種情況下，無疑會有許許多多的教派出現。不同的會眾幾乎都會自成一個小教派，或者抱有自己的若幹特殊教理。這時，充當教師的人，要保持現有教徒並增加教徒數目，定會感到莫大的壓力。
為了生存，他們就不得不學會彼此寬容。即使他們沒有學會彼此寬容，他們的熱心也不會是有害的，反之，卻會產生若幹好的結果。政府方麵，如果斷然決定讓一切宗教自由，並不許任何教派幹涉其他教派，那就用不著擔心他不會迅速自行分裂而變得數目眾多。
道德主義或道德學說同時流行在所有的文明社會，即在階級區別已完全確立的社會。這兩種學說：一種可稱為嚴肅的或嚴格的學說；一種可稱為自由的或者不妨說放蕩的學說。前者一般為普通人民所讚賞和尊敬；後者則一般為所謂時下名流所尊重和采用。不過，構成這兩個相反的主義或學說間的主要區別，則在於對輕浮這種惡德，容易由大繁榮、由過度的歡情樂意生出的惡德所加非難的程度如何。
教派從普通人民中吸引其最初和最多數的新的皈依者，幾乎所有的教派都是在普通人民中創始的，因此嚴肅的道德學說，不斷為這些教派所采用，其中雖不無例外，但為數極少。在小教派中，道德是正規的和有秩序的，而且是非常講原則的。
無須使用暴力，隻須依兩種極容易而有效的方法，就可矯正國內所有小教派道德上的任何不合人情及嚴肅到可厭程度的缺陷。
方法一：學習科學和哲學。由國家強製國內有中等乃至中等以上的身份及財產者，都從事這種學習。國家甚至可對較高深較困難的科學，設定一種檢驗或考試製度，不論何人，在從事某種自由職業以前，或在被提名候選某種名譽的或有酬的職務以前，都須經過這種檢驗或考試。如此強迫，國家不必供給師資，他們自己都會找到比國家供給的還要好的教師。科學是狂妄及迷信的消毒劑，當所有上層人士不受侵害之後，一般下級人民也就不會大受其害了。
方法二：增進民眾的公共娛樂。俗眾的迷信及狂妄，常起於心中的憂鬱或悲觀情緒。大部分人民的這種情緒，不難由繪畫、詩歌、音樂、舞蹈，乃至一切戲劇表演消除。所以，國家應對從事這些技藝的人予以獎勵，或者完全聽其自由。
在有國教的國家，君主必須去影響宗教教師；在沒有偏愛一種宗教的國家，君主沒有必要去影響宗教教師。
君主縱使有資格保護人民，卻很少被人相信有資格教導人民；其他有關心靈的事件，很明顯地也非塵世君主所能管轄。所以，關於上述教條及有關心靈的事件，他的權威，往往不及國教教會的教士們結合起來的權威。可是，社會的治安和君主自己的安全，常依存於教士們關於這些事件認為應當宣傳的教義。君主既不能以適當的壓力和權威，直接反抗教士們的決定，所以君主必須有影響他們決定的能力。撤職或其他處罰，是他們所恐懼的；升遷祿位，是他們所希望的。影響的方法，唯有使教士階級大多數人有所恐懼而又有所希望。
終身享受的一種不動產是牧師的聖俸，隻有在基督支教會中是這樣。君主的安全，社會的治安，似乎在很大程度上依存於君主操縱他們的手段，而這手段似乎完全在於他提升他們的權力。對他們使用暴力是沒有效果的，因此必須設法去操縱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