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人公正，辦事公平，這是一個領導的基本素質。賈誼在《新書·道術》中說：“無私謂之公，不公為私。”宋代大文學家韓愈說：“物不得其平則鳴。”可見，公平之說，古已有之。公平之人，公平之事，在史籍典冊中，更是不計其數。
唐代的大理寺少卿戴胄，堪稱公平的典範。一次，唐太宗李世民的妻舅、長孫皇後之兄長孫無忌帶刀進入皇宮，在宮門口站崗的監門校尉未發現。按照唐律，長孫無忌和監門校尉都違犯了法律。可是，當朝宰相封德彝卻說，長孫無忌是一時疏忽，不能視為犯法；校尉麻痹大意，應該殺頭。唐太宗居然點頭同意這麼辦。這時，戴胄挺身而出，明確表示：這樣量刑不公平。他說，長孫無忌帶刀入宮，校尉沒有發現，這方麵都是由於一時疏忽，如果量刑，應一視同仁，怎麼能重此輕彼呢？戴胄說得理直氣壯，有根有據，唐太宗隻好答應重新商議。而再次商議時，封德彝仍是力主原判，戴胄便據理辯駁，寸步不讓，指出：無忌和校尉，論其過誤，情況相同，而校尉是由長孫無忌帶刀入宮的緣故而致罪的，“於法當輕”。現在，輕罪反而重判，重罪反而輕判，“生死頓殊”，很不合理，堅決要求據法重新判決。唐太宗覺得戴胄說得有理，終於接受了他的意見，把長孫無忌和校尉都免罪了。
這裏的幾個人物，長孫無忌是“國舅”，又是有卓著功勞的開國元勳；封德是當朝宰相，大權在握，更有皇帝偏袒。監門校尉則不過是在宮門口站崗放哨的小官；戴胄自己也不過相當於今天的最高法院院長。可是他居然秉公力爭，堅持公平斷案，這是很不容易的。然而，唯其公平合理，才得到了李世民的首肯。除了戴胄，像包拯、海瑞這些曆史上有名的“清官”，都因秉公辦事而深得人心。
可見，公平一直是領導處理與員工關係的原則。因為員工最忌領導偏心。因為種種原因，領導並不能公平對待每個人的成績，或不能公平地處理每個人的錯誤，這實際上起到了一種離間的作用，孤立了被偏袒的部分員工。因此會導致員工之間相互猜忌，矛盾重重。群體的凝聚力就會大大降低，這顯然會給管理工作設下重重障礙。
曆覽古今多少事，公平之心不可缺，這不僅是處世、做人的起碼道德，更是一個領導搞好上、下級關係、做好工作的一個起碼的前提條件。
春秋戰國時，燕昭王為報被齊國打敗的仇恨，重振國威，便千方百計招攬人才。他找大臣郭隗商討對策，郭隗向他說出了這樣的道理：竭誠禮待他人，虛心求教，可聚集比自己強幾百倍的人才；向人表示敬意，能夠聽取別人的意見，可以聚集比自己強幾十倍的人才；以平等方式待人，可以招來與自己能力差不多的人才；而如果自恃權勢，對人呼來喚去，則隻會有一些小人投奔自己；昏庸無道，隨意罵人，則隻能剩下身邊的奴仆。
對員工一視同仁，公平合理，是領導處理與員工關係的一條重要原則，也是贏得員工信任的重中之重。如果你的員工發現你能公平公正地對待他，他定會心情舒暢，幹起活兒來，也必是鬥誌昂揚，對你自然也會更加擁護。
處理事務要公私分明
公私不分、假公濟私或欠缺公正的領導在員工的心目中是不會具有威信的。因此，切忌假公濟私。公私分明是一名領導用權的標準。唯有如此，才能正己立身，才能管好員工，否則就會完全掉進私欲的陷阱之中不能自拔，造成毀滅性結果。
公私分明，為古已有之的用權戒律。
對一位領導而言，公與私是不能同時滿足的，因私必然害公。因私害公的領導，在員工眼中就會毫無威信可言。人一旦做了領導，自尊心就會隨之提高，常常會莫名其妙地感到自己被忽視，別人一說悄悄話，或在暗中商討事情，就會覺得不是滋味。
但作為領導，也大可不必因此心懷恨意，如此阻礙工作進行，於己何利？
作為領導，“不知道”和“不了解”是自己的過錯，不應責怪員工。在平時，領導就應該多作調查，聽取員工報告；或巡視各部門的工作現況，以了解他們實際的工作情形。不能掌握員工行事的領導，是一個差勁的領導。同樣，作為領導，自己身上最好不要出現因私害公的情形。
作為一個現代企業的領導，同樣隻有無私才能無畏。他們在工作崗位上都應對員工采取公平的處理。但是，什麼是“公平”呢？如何判斷自己對待員工是否公平呢？下判斷的要訣是無私，即不可考慮自己的利益所在。
比如說分配任務。當遇到困難的工作，不要想任用之人成功完成任務後自己將得到的獎勵或讚譽，也不要因為工作輕鬆又可獲得利益，便想掠奪過來，企圖自己做。這樣的念頭，都會使員工對你的信心大減。因為你的企圖很容易被員工看穿。不論何時，由上往下看，往往不能知道實情。然而，由下往上看，卻往往能正確地了解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