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俗有好壞之分，好習俗積極、健康，是健康與病態社會中互相對立的價值觀，“中產階級”的價值觀念也是如此。
善良、慷慨、博愛、慈善在社會心理學教科書中幾乎沒有被提及。
富有的自由主義者，如富蘭克林·羅斯福，托馬斯·傑弗遜他們不惜犧牲自身的經濟利益，為正義和公理而鬥爭。
能夠反映對猶太人和黑人關心友愛的書可以說是屈指可數，但描寫對猶太人、黑人敵意的書卻多得不計其數，這反映出我們側重於敵意，而忽視了對利他主義、對不幸者的同情和關心。
應該研究運動、道德、公理、正義感以及對他人的關注。
有關愛情婚姻以及友誼等方麵內容應做為人際關係和社會心理學中的一部分而被進行研究和探討。但目前這些問題很少被教科書涉及。
心理健康者對於推銷、廣告、宣傳、意見、建議、模仿和威望的抵製能力以及獨立自主性要比一般人高，這些心理健康的標誌應該由應用社會心理學家進行廣泛研究。
成長趨勢和內在力量的成熟，社會心理學必須擺脫這一桎梏，它應當研究具有活力的因素。
除去心理學家無人能夠提供人類經驗性的價值觀念係統，這一任務本身引發了眾多的問題。
實際上，心理學的研究在第二次大戰期間是以失敗而結束的，因為它被作為一門技術而應用在己知領域。實際上，二次大戰後心理學研究沒有取得新的成果，盡管某些研究可能獲得進一步發展。許多心理學家和其他一些科學家與那些隻關心贏得戰爭、不關心贏得和平的目光短淺的人為伍。他們隻把戰爭視為一場軍事角逐，而沒有揭示出戰爭的實質，戰爭實際上也是一種觀念與另一種觀念之間的鬥爭，但心理學家卻沒有認識到這個特性，沒有任何原則把技術與科學加以區別，也沒有任何價值理論使人們認清什麼是民主的人民，認清為什麼而戰，認清戰爭的側重點在哪裏和應該在哪裏。這些心理學家隻研究涉及手段的問題，而不研究有關目的的問題，他們既可以被民主的力量利用，也可以被納粹主義利用，他們的努力甚至幾乎無助於本國抵抗獨裁的力量的增長。
社會製度、文化本身經常被視為一種改變、強迫或抗拒個性的力量，而不把它正確視為滿足心願，加速成功、創造美滿的力量。文化是一係列的問題，還是一係列的機會？文化塑造論很可能是長期同病態心理打交道的結果。以健康心理為對象的分析表明，文化是提供各種願望滿足的水庫，這一觀念同樣適合於經常被看作是起塑造、訓練、影響個性作用的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