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農耕社會的嚴刑峻法，並不止留於朝堂上，衙門裏，而且還出現在祠堂裏，庭院中，賈寶玉被他老子用家法打得皮開肉綻；順手牽羊的小偷被主人挑去腳筋而終身殘疾；偷情的男女被同族中人捆在一起裝進豬籠，扔到河裏喂魚；……老祖宗在嚴刑峻法上的創新精神和驚人天賦實在是舉世無雙，後無來者，有興趣的朋友不妨去翻翻正史中的《酷吏列傳》一定會大有收獲。
“威武不能屈”，“匹夫不可奪誌”，“人生自古誰無死”，“我自橫刀向天笑”之類慷慨激昂的篇章讀讀總是好的，但環視茫茫神州，真正擔當得起的人又有幾何？恐怕要打一個大大的問號，有，但不會很多。否則，一代又一代的統治者，也不會迷信而執著於嚴刑峻法的繼承和發揚了。相當多的人不要說親身經受嚴刑峻法的考驗，光是聽一聲“大刑伺候”！差不多就要魂飛魄散，什麼主義、信仰、慷慨丈夫誌早隨著一脲尿流到褲管外，連喊饒命，磕頭如搗蒜。
“殺一儆百”不過是統治者的謙詞，殺一儆千、儆萬才是真的。既然維護基本的農耕社會分配秩序少不了嚴刑峻法，那就無怪乎統治者要對它青睞有加，愈演愈烈！道德教化自然重要，但嚴刑峻法也必不可少，你平民百姓乖乖地順從最好，不順從也沒關係，我有嚴刑峻法擺著，看你們敢不敢？更何況即使我主子無意，也會有無數殘暴的奴才為了取悅於我，做穩奴才，而竭力充當鷹犬，有過之而無不及。
當然，嚴刑峻法的產生也不全由殺一儆百，屈打成招，維護基本的統治秩序而來，其它如怨怨相報、獸性、愚昧、虐待狂等也是滋生嚴刑峻法的溫床，象呂後對劉邦愛妃的折磨，明成祖對忠於建文的鐵鉉的殘害均出於此。
17、愚民
“不知不識，順帝之則”。看到這句話，很容易使人把愚昧和文盲等同起來。文盲，目不識丁，胸無點墨，缺少科學文化知識，不了解自然和社會運行的法則，對人和事沒有基本的鑒別能力，當然會歸於愚昧。但愚昧卻不僅僅限於文盲，有知識的人，甚至是某一方麵的專家也可能歸於愚昧，如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隻讀聖賢書的書呆子和執迷不悟於邪教的學有專長的知識分子，隻要是不辯善惡，不明是非，不分真假，不通天理人性。
記不清是哪位名家講過世上的力量可分為三種：暴力、金錢、思想。其中最強大的當推思想。我以為這正是一切專製政權都要不遺餘力地實行愚民政策，鉗製民眾思想根本所在。孔子講：“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也是這個道理，民眾一旦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和利害關係，自我保護意識覺醒，就再不肯上官府朝廷的當，不會被他們呼來喝去。
專製政權的愚民政策大致由讓人民愚昧和愚弄人民兩部分組成。讓人民愚昧為愚弄人民服務，是愚弄人民的前提。如果愚昧了的人民並不為統治者所掌控，並不能順帝之則而是被其它的異端邪說所利用，那這種愚，同樣是要遭到封殺的。所以人民不但要愚，而且要專一地愚，愚於帝之則才符合要求，才通得過。統治者實行愚民政策的道理簡單明了，無需多講。這裏我們著重關注一下導致人民愚昧的三大主要原因：
一、窘迫的經濟，貧苦的生活本身已使人民無力接受教育，晦澀難懂的詞句，佶屈聱牙的文章更令人民對斷文識字望而生畏，經濟和文字的雙重阻撓使享有教育成為官宦、富豪子弟事實上的特權。平成百姓隻能從實踐經驗、自身的觀察與思考、傳統、諺語、長輩的口授中獲取極少的生存常識，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十分低下。
二、封閉而狹小的生存空間使人民孤陋寡聞，見識短少。一個農民從娘胎裏出來到走進墳墓，一輩子弄不清縣衙是坐東還是朝西的現象比比皆是。他們年複一年地被束縛於小塊土地之上，麵朝黃土背朝天。他們眼中的社會就是他生於斯長於此的家族村寨，他們心目中的政治就是現管著他們的基層官吏和苛捐雜稅。
三、文化專製主義。自漢武帝從維持大一統的中央集權出發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文化專製主義以來，盡管朝代改來換去，但儒家學說在農耕文化中的霸主地位卻始終未變，所有與儒家學說相背的言論都被視為異端邪說而遭到禁錮，全國上下隻允許有一種聲音，一種思想，士民百姓不要說與朝廷官府的意見相左，即使無意之中說錯一句話，寫錯一個字或寓意模棱兩可，也要被統治集團當作含沙射影，惡意誹謗，圖謀不軌。匍匐於文化專製主義的淫威之下的士民百姓，隻能按忠孝仁義、三綱五常、謙讓與順從的道德標準行事。至於它的合理性、準確性則無從比較，無人知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