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因為每個禮治的受害者同時又是禮治的得益者，猙獰吃人的禮治才擁有如此廣泛的社會基礎、民眾基礎，到如今仍死而不僵，陰魂不散。可悲可歎的炎黃子孫們就這麼一代一代、一年一年地重蹈著前人的腳印，苦在其中，樂在其中，沒落在其中！
2、內聖外王
當一個人進入至真至善至美的境界時，就可以無愧於內聖或聖人的稱號了。他渾身上下，從裏到外沒一點毛病，每時每刻“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十全十美，既高又大又全。
這樣的聖人可不好找。孔子是中國農耕社會公認的聖人，但孔子就曾說過：“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事之，未能也。”“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期可矣；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期可矣。”孔子是誠實的，因而也是可敬的。
道學家們在抨擊世風時常掛在嘴上的一句話是“人心不古”，他們總宣揚越古之人越淳厚，越古之人越神聖。果真如此嗎？也許孔子生活的那個年代還不算遙遠，那就再來看看炎黃子孫的始祖——黃帝與孟夫子所極力推崇的周武王二人，到底算不算得聖人？司馬遷的《史記》中有關黃帝得天下的描述是：“（黃帝）以於炎帝戰於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其誌。”“（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遂禽殺蚩尤，而諸侯鹹尊軒轅為天子，代神農氏，是為黃帝，天下有不順者，黃帝從而征之。”雖寥寥數筆，著墨不多，但一個尚武好戰的王者形象已呼之欲出，黃帝之得天下憑武力多，靠德政少，算不上標準的聖人。至於周武王，孟子本人就心存疑慮：“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漂杵也？”意思是以最仁慈的周武王討伐最不仁慈的殷紂，何至於流血多得把搗米的木槌都漂了起來呢？可見周武王也算不得貨真價實的聖人。我以為道學家們之所以言必稱三王、稱上古，並非三王、上古之人真如他們所言的那樣淳厚、神聖，而是現實世界中無法找到支持他們理論體係的完人、聖人，隻好跑到年代久遠的上古去找根據，搬救兵，因為稱三王、稱上古用不著擔心證據是否準確，誰要是膽敢質疑，立馬給他扣上一頂汙蔑祖宗的大帽子，讓他吃不了兜著走。
孔子不是聖人，黃帝、周武王也不是聖人，那麼中國農耕社會史上到底有沒有聖人呢？人無完人，金無足赤；人非聖賢，孰能無過。一點錯誤都沒有的聖人過去沒有，現在沒有，將來也永遠不會有。
內聖或聖人既是如此的可望不可及，道學家們何苦還要孜孜以求呢？個中原因很簡單，即他們所津津樂道的禮治體係是一個“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的體係，是一個係國家興衰於一人的體係。這個人就是至高無上的皇帝，皇帝一旦驕奢淫逸，視民如草芥，則大臣百官就會競相效尤，貪贓枉法。本來就已向皇帝百官嚴重傾斜的社會經濟資源分配秩序，這時簡直是一邊倒了。如果不幸又碰上水澇災害，顆粒無收，那擺在平民百姓麵前的就隻有坐以待斃和犯上作亂兩條路可走。雖說中國農耕社會的平民百姓一貫以刻苦忍耐為能事，但也不是無止境的，總有個底線，這個底線就是維持生存所必須的最低生活保障。低於這個底線，平民百姓就容易被逼上梁山，鋌而走險。秦末陳勝、吳廣農民起義的背景即是如此。所以，要實現一家天下的長治久安，至高無上的皇帝就要內聖，內聖了就不會毫無節製的放縱自己，就會使自己的言行努力符合“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的為政要求。皇帝內聖了又會帶動大臣百官，直到每個族長家長都能身修家齊，於是，國治天下平。這便是道學家們的如意算盤，很可惜，他們從未有過如意的時候。
內聖外王的價值觀對中國農耕社會的影響基本有三：
一是綿綿無醒期的家國夢。西方的哲學認為，人之初，性本惡，君王跟凡夫俗子一樣有為惡的傾向，要使君王少為惡或為小惡，則需對君權進行限製和監督。限製君權，君王想為惡也很少有條件；監督君權，君王打算為惡時，會擔心受到懲罰而卻步。中國的哲學認為，人之初，性本善，君王不同於凡夫俗子，可以依靠後天的格物致知、意誠心正進入至真至善至美的境界，格物致知、意誠心正、身修家齊、國治天下平之間存在著內在、漸進的邏輯關係。齊家與治國密不可分，家放大一下就是國，國也無非是一家之天下。既然修好身齊好家就可能治國平天下，而自以為修好身，齊好家者又不計其數，則古往今來稍為得誌即做起家國之夢者自然會如過江之鯽，綿綿不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