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樂於采納建議，為了倡仁義，收人心，他在根據地的建設上采取了一係列贏得民心的措施。首先，在政治上，朱元璋所行的仁義首先體現在廢除元朝苛政，減輕刑罰，寬減稅役。龍鳳二年（公元1356年）十二月，朱元璋下令釋放應天府所轄監獄裏的所有輕重罪犯，規定當月20日拂曉之前，所有觸犯刑律的官吏軍民，一律免罪釋放，一並要求執行官吏不得複言其事，如借口拖延，要以罪論處。到了龍鳳四年三月，又派提刑按察司合事分巡郡縣，詢察案犯的罪狀，規定原來判處笞刑的釋放，判處杖刑的減半處刑，重罪囚犯處以杖70的刑罰，貪汙受贓的不再追征贓物；司法官吏沒有按規定期限處理刑事案件的，重者從輕處分，輕者免予處分；武將出征犯有過失的，也都予以赦免。也就在這一年，對朱元璋這一規定，當時也有官員想不通，認為“去年釋罪囚今年又從末減，用法太寬則人不懼法，法縱無以為治。”朱元璋的回答則是：“自兵亂以來，百姓初離創殘，今歸於我，正當撫綏之。況其間有一時誤犯者，寧可盡法乎？大抵治獄，以寬厚為本，少失寬厚則流入苛刻矣。所謂治新國用輕典，刑得其當，則民自無冤抑。若執而不通，非合時宜也。”
在經濟上，朱元璋設法減輕百姓的賦役負擔。龍鳳三年（公元1357年），他親征婺州時路經徽州，曾召見當地儒士唐仲實、姚璉二人詢問民事得失。唐仲實反映當地守將鄧愈役民築城，百姓頗有怨氣，他立即下令鄧愈停工。唐仲實說話間又婉轉地反映“民雖得其所歸而未遂生息”的情況，意即百姓負擔過重。朱元璋即坦率地承認：“此言是也。”並做出解釋，說：“我積少而費多，取給於民，甚非得已，然皆為軍需所用，未嚐以一毫奉己”。“民之勞苦，恒思所以休息之，曷嚐忘也。”顯示了愧意。到了龍鳳四年，他下令在徽州實行土地經理，令民自實田。龍鳳九年（公元1363年）又在徽州落實“民自實田”之策，並要求防止官吏橫斂百姓。民自實田而定科徭的結果，使過去地主隱瞞土地向農民轉嫁負擔的現象大為減少。後來，當朱元璋把農業生產抓了上去，軍隊的屯田取得一定成績，他又著手減輕各種賦稅和徭役，廢除新歸附地區的舊政，對新歸附區的所有稅賦和徭役實施“盡行蠲免三年”的政策。
做到此，朱元璋還覺得不夠，於是進行了免租和賑災活動。他“斟酌元製，去其弊政”，改變“貧者愈貧，富者愈富”的不平等現象，他還實行“給民戶田”的政策，支持農民奪取地主的土地和財產。朱元璋沒有忽視人民，而且懂得愛民才是最大的政治，他任用當地德高望重的人做官，對人民來說就是一件大喜事。
古人說，得人心而後得天下。得人心，才能創造“人和”的良好態勢，有利於平定天下，有這麼一段論民心的話值得後來者深思：
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溪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寡助之至，親戚釁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老所順，攻天下之所釁，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
如果您是一位手下帶著一幫人的領導，前人的智慧以及這些至理名言不能不察。
[智慧方圓]“得人心者得天下”，這句話適用於古代帝王爭奪天下，也適用於今天任何單位領導工作的展開，而贏取人心的手段需要方與圓的兩手，二者缺一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