怯薛製無疑在元朝的軍製乃至官僚體製中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怯薛不歸樞密院節製，而由忽必烈及其繼承者們直接控製；怯薛的成員怯薛長雖沒有法定的品秩，而忽必烈卻給予他們很高的待遇。一個明顯的事實是，每當蒙古帝國、大元皇帝們與省院官員在禁廷商議國策時，必定有掌領當值宿衛的怯薛長預聞其事。所以怯薛歹們難免利用自己久居皇宮、接近皇帝的特權，常常隔越中書省而向皇帝奏事，從內宮降旨，而幹涉朝廷的軍國大政。這與他們所處的環境、身份與地位有相當大的關係。
誠然，忽必烈也知道內重於外、京畿重於外地的軍事控製道理，因而，他便建立了皇家的侍衛親軍，讓他們給自己保衛以兩京為中心的京畿腹地。忽必烈時共設置了十二衛，當時衛兵武器之精良、糧草之充足、戰鬥力之強，都是全國各地的鎮戍軍所不敢望其項背的。
我們也不能不佩服忽必烈改建軍隊的才能，在偌大的民族成分各異的帝國內，忽必烈不費吹灰之力就將不同地區、不同民族的軍隊分為四種，即蒙古軍、探馬赤軍、漢軍、新附軍，而對於軍隊數量之多，連馬可·波羅也不能不感到驚奇：他說“忽必烈大汗的軍隊，散布在相距二十、四十乃至六十日路程的各個地方。大汗隻要召集他的一半軍隊，他就可以得到盡其所需那麼多的騎士，其數量是如此之大，以至於使人覺得難以置信。”讓我們權且相信這位實際見證人的話吧。
封建王朝的各朝各代，能夠控製軍隊的皇帝，恐怕沒有幾個，而忽必烈卻有幸與他們為伍，他創置軍隊不僅有新意，而且掌握使用軍隊也很獨特。所以帝國的“天下軍馬總數目，皇帝知道，院官（指樞密院官）裏頭為頭兒的蒙古官人知道，外處行省裏頭軍馬數目，為頭的蒙古省官們知道”。這在當時是一個不成文的規定。而且邊關的機密，朝廷中沒有幾個人知道，沒有忽必烈的命令，一兵一卒也不能擅自調動。恐怕正是由忽必烈對大元帝國的軍事機器的精密裝配，才使元朝立足中原一百多年。
這便是忽必烈主述變通、勇於革新的第二大內容。
除了以上改革之外，忽必烈這位從大漠走來的皇帝在發展生產與剝削方式方麵的改革也一點不遜色於其他有為的漢族皇帝。這一點，也正是在這一點上，忽必烈不僅贏得了廣大漢人文士們的擁護，也得到了飽嚐三百年戰亂的中原各族以食為天的農夫們的擁護，因而，中原的人們承認了他“中國之帝”的身份。這就是他的重農政策所取得的巨大成功。他不僅雷厲風行地在全國各地創置勸農一類的機構，派出官員們鼓勵農桑，而且多次發布詔令，保護農業生產，還廣興軍屯、民屯，頒布《農書》，推廣先進的農業生產技術，以指導民間的農業生產，等等，都使被破壞或中斷了的農業生產力得以恢複，使得農業經濟繼續向前發展。他的這項對農業生產方麵的改革成功，以至於後來的封建文人們，也不能不對他備加讚賞，這是一種領導智慧的反映。
[智慧方圓]就現代社會來說，不論什麼級別的領導者都有履新的機會，那麼單位變了、環境變了、人員變了，如果你的領導策略還死守老一套，注定處處碰壁。-在把握原則的前提下因人因時而變，才能成為一個能夠把握局麵的、合理的領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