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沉居下僚還是身踐高位，領導者“仕途”不可能一帆風順。得意時飛揚跋扈，逆境中則一蹶不振，這樣的人注定一事無成。相反，如果能做到順而不驕，敗而不餒，則顯示出一種雍容寬廣、能做大事的氣度，這種氣度足以讓你逢凶化吉。一在中國古代政治舞台上，對寵辱問題把握得最好的宰相，李泌當算作一位。他處在安史之亂及其以後的混亂時代，為唐王朝的安定上言上策，立下了殊功，但他貴而不驕，激流勇退，恰當地把握住了一個寵臣、功臣的應有分寸，善始善終，圓滿地走完了自己政治的_生。
李泌少時聰慧，被張九齡視為“小友”；成年後，精於《易》，天寶年間，玄宗命其為待詔翰林，供奉東宮，李泌不肯接受，玄宗隻好讓他與太子為布衣之交。當時李泌年長於太子，其才學又深為太子欽服，因此，常稱之為“先生”，兩人私交甚篤。這位太子就是後來的肅宗皇帝。後來，李泌因賦詩譏諷楊國忠、安祿山等人，無法容身，遂歸隱潁陽。安史之亂爆發後，玄宗至蜀中，肅宗即位於靈武（今寧夏永寧西南），統領平亂大計，李泌也趕到靈武。對於他的到來，肅宗十分歡喜，史稱：“上大喜，出則聯轡，寢則對榻，如為太子時。事無大小皆谘之，言無不從，至於進退將相亦與之議。”
這種寵遇實在是世人莫及，在這種情況下，李泌依然保持著清醒的頭腦，平靜如水。肅宗想任命他為右相時，他堅決辭讓道：陛下待以賓友，則貴於宰相矣，何必屈其誌！肅宗隻好作罷。此後，李泌一直參與軍國要務，協助肅宗處理朝政，軍中朝中，眾望所歸。肅宗總想找個機會給予李苾一個名號。
肅宗每次與李苾巡視軍隊時，軍士們便悄悄指點道：“衣黃者，聖人也；衣白者，山人也。”肅宗聽到後，即對李苾道：“艱難之際，不敢相屈以官，且衣紫袍以絕群疑。”李苾不得已，隻好接受，當他身著紫袍上朝拜謝時，肅宗又笑道：“既服此，豈可無名稱！”馬上從懷中取出擬好的詔敕，任命李苾為侍謀軍國、元帥府行軍長史。元帥府即天下兵馬大元帥太子李傲之府署。李苾不肯，肅宗勸道：“朕非敢相臣，以濟艱難耳。俟賊平，任行高誌。”這樣，他才勉強接受下來。肅宗將李傲的元帥府設在宮中，李苾與李傲總有一人在元帥府坐鎮。李苾又建議道：“諸將畏憚天威，在陛下前敷陳軍事，或不能盡所懷；萬一小差，為害甚大。乞先令與臣及廣平（即廣平王李傲）熟議，臣與廣平從容奏聞，可者行之，不可者已之。”肅宗采納了這一建議，這實際上是賦予李苾朝政全權，其地位在諸位宰相之上。當時，軍政繁忙，四方奏報自昏至曉接連不斷，肅宗完全交付李泌，李泌開視後，分門別類，轉呈肅宗。而且，宮禁鑰匙，也完全委托李苾與李俶掌管。
麵對如此殊遇，李苾並不誌滿氣驕，而是竭心盡力，輔助肅宗，在平定亂軍，收複兩京以及朝綱建設上，都建有不可替代之功，實際上是肅代兩朝的開朝元勳。
平定安史之亂後，肅宗返回長安，李泌不貪戀恩寵與富貴，向肅宗提出要退隱山林，他說：“臣今報德足矣，複為閑人，何樂如之！”肅宗則言：“膚與先生累年同憂患，今方相同娛樂，奈何遽欲去乎！”李苾陳述道：“臣有五不可留，願陛下聽臣去，免臣於死。”肅宗問：“何謂也？”李苾答道：“臣遇陛下太早，陛下任臣太重，寵臣太深，臣功太高，跡太奇，此其所以不可留也。”可以說，李泌的這五不可留，還是十分深刻的，尤其是“任臣太重、寵臣太深、臣功太高”更是三項必去的理由。身受寵榮，能冷眼相對，不沉迷其中，這是難得的政治家氣度。肅宗聽後，有些不以為然，勸道：“且眠矣，異日議之。”李苾則堅持道：“一陛下就臣榻臥，猶不得請，兄異日香案之前乎！陛下不聽臣去，是殺臣也。”說到這兒，肅宗有些不高興了，反問道：“不意卿疑朕如此，豈有如朕而辦殺卿邪！是直以朕為勾踐電！”李苾還是堅持道：“陛下不辦殺臣，故臣求歸；若其既辦，臣安敢複言！且殺臣者，非陛下也，乃‘五不可’也。陛下昔日待臣如此，臣於事猶有不敢言者，況天下既安，臣敢言乎！”·、肅宗無可奈何，隻好聽其歸隱嵩山。代宗李傲即位後，又將他召至朝中，將他安置在蓬萊殿書閣中，依然恩寵有加。但此時，李泌卻居安思危，感受到了他與代宗之間的微妙變化。當李傲為太子時，局勢動蕩，其皇儲之位也不穩定，因此，他視李苾為師長，百般倚重，而李苾也盡心輔佐，幾次救其於危顛。現在，他是一國之君，對於往昔的這位師長、勳舊固然有道不盡的恩寵，但也有種種道不明的不安與不自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