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領導者剛愎自用，認為聽取別人即使是合理的、善意的意見也是對個人尊嚴和威權的損害。其實正好相反，能夠及時聽取別人意見的人，才能靈活而正確地對待和處理各種問題，才能撐得起場麵。
君主親自聽政、定期視朝，本是我國古代舊製，清初，順治皇帝采納給事中魏象樞等人的建議，定逢五視朝的製度，平時則不定期地到乾清門聽理政務。康熙帝除堅守逢五視朝的定製外，並將禦門聽政作為一項經常性製度來執行。由於逢五三日常朝禮儀隆重，一般是臣下參拜、升轉各官謝恩、貢禮行禮等例行禮儀，並不研討具體政務，故康熙在常朝之後仍去乾清門聽政，禦門聽政成為康熙接見臣下處理日常政務的最主要形式。
康熙熱衷禦門聽政，既是反對權臣鼇拜的需要，也是對輔政時期政治的重大改進。因為在輔政時期，諸司章奏都是到第二天看完，而且是由輔政大臣等少數幾個人於內廷議定意見，其他大學士不能參與其事，鼇拜等人便借機將奏疏帶回家中任意改動，以達到結黨營私的目的。而禦門聽政則使年輕的康熙皇帝走出內廷這個狹小的圈子，可以與朝廷大臣廣泛接觸，從而考察其優劣，亦可團結他們，取得支持，增強鏟除權臣的勇氣和信心。聽政時，康熙與大臣們直接見麵，共商國事，而且官員比較廣泛，包括大學士、學士、九卿、詹事、科道等官，從而對輔政大臣的行為形成某種程度的製約，對某些擅權越軌行為也能及時發現和製止。
康熙發現，自己每天早起聽政，而部院衙門大小官員都是分班啟奏，甚至有一部分作數班者，認為“殊非上下一體勵精圖治之意”，便於二十一年（1682年）五月頒旨規定：“嗣後滿漢大小官員，除有事故外，凡有啟奏事宜俱一同啟奏”，無啟奏事宜的滿漢大小官員亦應同啟奏官員一道，每日黎明齊集午門，待啟奏事畢方準散去；有怠惰規避，不於黎明齊集者，郡察院及科道官員察出參奏。但官員們貫徹起來確實有困難，他們不比皇常，就住在乾清門旁邊，他們“有居住僻遠者，有拮據輿馬者，有徒步行走看，有策蹇及抱病勉行者”。由於需提前齊集午門守候，他們必須每天三更即起，夜行風寒，十分辛苦，以致白天辦事時精神倦怠。後經大理寺司努廳司務趙時揖上疏反映此情，康熙深為感動，立即采納，於九月二十一日重新規定：每天聽政時間向後順延半個時辰，即春夏七時，秋冬八時，以便啟奏官員從容入奏；九卿科道官原係會議官員，仍前齊集外，其他各官不再齊集，隻到各衙門辦理事務；必須啟奏官員如年力衰邁及患有疾病，可向各衙門說明後免其入奏。此後又罷值班糾劾失儀的科道官員，以便官員們暢所欲言；年老大臣可以“量力間二三日一來啟奏”。
官員們也擔心康熙每天早起聽政過於勞累，一再建議更定禦門日期，或三天或五日舉行一次。但康熙認為：“政治之道務在精勤，厲始圖終，勿宜有間”，如果做到“民生日康，刑清政肅，部院章奏自然會逐漸減少。如果一定要預定三日五日為常朝日期，不是朕始終勵精圖治的本意”，因此對臣下們的好意婉言拒絕。
康熙理政十分認真，各部院呈送之本章無不一盡覽，仔細批注，即使其中的錯別字都能發現改正，翻譯錯誤之處也能改之。章奏最多時每天有三四百件，康熙都“親覽無遺”。由於親閱奏章，他對臣下處理政事敷衍塞責、手續繁瑣等作風都能及時發現，並予解決。
針對一事兩部重複啟奏的問題，康熙令會同啟奏，不僅簡化了手續，有利於提高效率，而且經兩部協商討論後，所提建議往往更實際，不至舛錯。
總體而言，康熙繼承和發展的禦門聽政製度，對及時了解下情，發揮群臣智慧，集思廣益，使國事決策盡量避免偏頗，政務處理迅速及時，對保證封建國家的統治效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也是康熙朝政治生活的一大特點。
作為少數民族入主中原的封建王朝，清廷一開始就麵臨著與土著漢人之間的民族矛盾問題，特別是在順治年間曾形成一場大規模的群眾性抗清運動。這場運動雖以清王朝的勝利而告終，卻給予新興的清王朝以沉重的打擊，使清朝統治者認識到：要想在幅員遼闊，人口眾多，而且經濟文化發達的中原地區站穩腳跟，就必須重視滿漢關係，緩和滿漢民族矛盾。在這一點上，康熙的作為值得稱道。
可以說，正是由於康熙帝善於聽取各方麵的意見，使得他能及時了解各方麵的情況，對一些重大問題有正確的認識，這是清朝在康熙治內迅速走向強盛的主要原因之一。
[智慧方圓]何謂撐得起場麵？也就是領導者能夠始終把局麵操縱在自己可以掌控的範圍之內。能夠聽得進意見的人，可以使下情上達，可以開拓思路，可以從眾議中找到最好的方法，總之，可以最大限度地保證手段的靈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