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2月，毛澤東在《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提出：“我們的教育方針，應該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體育幾方麵都得到發展，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把德育和有社會主義覺悟放在重要位置，把培養勞動者作為教育方針的重要內容，體現了社會主義教育的本質特點。1957年至1965年的蘭州教育事業，正是在這一方針的指導下探索前進的。1957年4月，全省教育工作會議就教育內容、途徑和方式，完善教育教學製度，提出了一係列規範化措施。據此，蘭州的各級各類教育從以下各方麵入手進行貫徹執行：加強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學生的社會主義覺悟；拓寬中小學勞動教育內容，增設農業基礎課；調整教學計劃，改進教學工作；提倡群眾辦學，發展民辦小學；加強對各類畢業生的就業指導；實行優惠政策，發展少數民族教育；試辦特殊教育，為殘疾兒童創造入學條件；在職工教育中以文化教育為主，並加強政治教育，結合進行生產、衛生教育；改善教師的生活和工作條件，加強師資隊伍建設。上述措施對完善、深化社會主義教育製度起到積極促進作用。
與全國各地一樣，蘭州教育的良性發展進程隨著1957年開始的反右派鬥爭擴大化而被打亂。1957年6月，針對整風運動發展中出現的一些偏激、片麵的言論，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進攻的指示》，反右派鬥爭正式開始。在教育戰線，高等學校，反右派鬥爭從開始發動就被擴大化了。蘭州教育係統各學校也由“鳴放”辯論轉為揭批右派言行，在鳴放辯論中發表的各種有錯誤、有偏頗，甚至是正常的批評意見，被當作“右派言論”揭發批判，說成是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論，給以打擊和嚴厲處置，造成了一場曆史性錯誤。這使剛剛開始貫徹的“雙百”方針遭到破壞，一些正確的教育主張和學術成就被否定，不少敢於直言的教師、幹部被戴上“右派”帽子，背上了沉重的政治包袱，造成了嚴重的後果。據蘭州大學等4所高校的統計，在反右派鬥爭中，共有703人被劃為“右派分子”，以蘭州大學為例，在61位正、副教授中，即有18人被劃為“右派”，占總數的29．5％，在學生中被劃為右派的90％以上受到從開除校籍到留校察看等各種處理和處分。後來的實踐證明，1957年劃定的“右派分子”，基本上都屬於錯劃。直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才陸續得到平反、糾正，而他們在政治上、事業上、生活上所受的損失，已經難以完全彌補，教訓極為深刻。
在遭受反右擴大化的衝擊之後，新中國教育史上又掀起了教育革命和教育“大躍進”運動。1958年，中共甘肅省委圍繞貫徹中央提出的社會主義教育方針，在全省逐步開展教育革命運動。此後，隨著加強黨的領導、開展勤工儉學、改革學製、改革課程設置、教學內容和下放教育權限等一係列改革措施的實施，教育革命深入發展，到1958年下半年，形成了第一次群眾運動的高潮；從1959年開展反對“右傾機會主義”、保衛總路線的大辯論之後，又掀起了第二次群眾運動。在上述形勢下，蘭州教育係統在三年期間投入以“大躍進”為方向的改革熱潮之中。在中小學教育方麵，省教育廳為貫徹“中小學麵向農村”的方針，提出“初中出城，小學上山”的口號，要求1962年全省達到“鄉鄉有中學，社社有小學”，使學齡兒童入學率達到80％以上，基本普及小學教育。之後省委對教育廳提出的發展指標又作了全麵修訂，改“基本普及小學教育”為“普及小學教育”，時間要求比原計劃提前兩年。隨後，省教育廳、省委先後頒發一係列規定，提出中小學教育、職業教育、師範教育的“大躍進”發展目標。其決策的主要失誤，是沒有實事求是地把需要與可能結合起來，而在執行過程中，又不適當地采取群眾運動的形式，強調“政治掛帥”，“思想領先”，助長了“寧左勿右”的傾向，使得主張實事求是、按規律辦事的人不敢講話，難以抵製，導致了執行過程中的更大失誤。
在反右傾、大躍進的形勢下，高等學校“躍進”的主要表現，是進行“挖潛力”，大辦各種全日製學校、業餘訓練班和業餘大學，或分出部分專業或某個係獨立建校，有的依托科研機構、農場或工廠辦高等院校。同時還要求農業社、廠礦企業都要辦學校，學校也要辦學校。大學辦中學，中學辦技校，小學辦掃盲班，全日製學校辦各種業餘學校。在“大躍進”中，創辦了大量各級各類學校，帶來了學校數量的畸形發展。從全省的情況看，三年期間，高等學校發展到43所，是1957年的8．6倍；建中等學校821所，增長5．5倍；小學新增5304所，增長1．5倍；幼兒園29158所，增長3．6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