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開始後，蘭州作為抗戰後方的大城市之一，國防、經濟、文教等各方麵的建設都顯現了它的重要性，教育如何革新、推進，以適應抗戰的需要，就成為當時各界人士，尤其是教育界同人關注的一個重要問題。1937年8月，國民政府頒布《總動員時督導教育工作辦法綱領》，要求各級學校“力持鎮靜”、“維持課務”。次年，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製定的《抗戰救國綱領》提出了改訂教育製度及教材，推行戰時課程，訓練青年、婦女及各種專門人員，“以應抗戰需要”等規定，並強調教育目的與政治目的的一致。與此同時，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救國十大綱領》中，明確提出“改變教育的舊製度舊課程，實行以抗日救國為目標的新製度、新課程”的教育綱領，並製定了“在一切為著戰爭的原則下，一切文化教育事業均應使之適合戰爭的需要”的抗戰教育的總方針。
國共兩黨提出的有關實行戰時教育的綱領、政策，國民黨統治區和抗日根據地教育界關於戰時教育的主張與實踐，在抗戰時期的蘭州都有反映。一種觀點認為，蘭州不是戰地，隻是戰時，教育應維持常態。另一種觀點主張改變現狀，發展教育，以適應國防和生產建設的需要。來甘肅考察教育的顧頡剛教授認為，蘭州地處西北中心，“國防經濟兩端俱有其重要性，而欲為此兩端之建設，教育工作實居首位”。還有一種主張，就是中國共產黨關於抗日救國的教育方針政策，它通過八路軍駐蘭州辦事處廣泛宣傳、積極推動，在甘肅產生了廣泛深刻的影響。其中尤其以謝覺哉的《甘肅教育的商榷》一文最具代表性。該文依據中共團結抗日的方針政策和甘肅的實際情況，駁斥了教育應維持常態的說法，提出了如何實施抗戰教育的方向、內容和民國時期流傳於蘭州進步學生中的革命刊物方法。主張要“徹底改善教育製度以應抗戰之需要”，提出學校要與社會合一，學校編製、教材應適合於抗戰的實際，教師、學生都應實地參加救亡活動等具體主張。謝覺哉還多次造訪兩任甘肅省主席和教育廳長，以及各界有關人士，宣傳黨的有關政策、主張，還曾親往學校考察，接待來訪師生，支持和指導學生抗日救亡團體的活動，使黨的政策深入人心，對團結教育界人士和廣大學生，促進發展抗戰教育起了重要作用。
1938年初，朱紹良就任甘肅省政府主席，同年秋，鄭通和被委任為省府委員、教育廳長。他們到任後，以忠實執行國民黨的既定政策為己任，提出遵照國家教育宗旨、中央教育法令，針對西北現實環境辦理全省教育事業，以適應抗戰建國的需求等原則，蘭州教育被正式納入“戰時教育”。1940年，穀正倫接任省主席後，重申了國民黨實施戰時教育的方針，同時強調辦理教育必須“合乎時代、合乎地域”，以信仰“三民主義”、培養國防人才、獲得求職技能為三大目標，繼續推行戰時教育政策。
在蘭州全麵而有計劃地推行“戰時教育”方針，是從1939年1月製定《甘肅教育實施方案》開始的。《方案》以國民政府戰時教育方針為依據，提出了健全教育設施，創設國立院校、增設中等學校、推行國民教育、辦理社會教育等許多具體規劃。
根據戰時教育政策，創立國立院校是其中一項重要工作。按照分層負責的原則，高等教育由中央主辦，省政府積極協助。即由中央政府決定設立，劃撥經費，直接管理；省府協助解決學校創建、發展中的有關具體問題。依照上述方案，開始在蘭州創設了一批國立院校。
先是充實了甘肅學院，為籌設國立大學做準備。在抗戰之前，蘭州隻有一所高等學校，即省立甘肅學院。所謂充實，除了設備和師資外，關鍵是經費。省立甘肅學院自建立以來，因經費、師資等長期欠缺，維係相當困難，1938年全院隻有學生38人。因此，實現充實的關鍵，就是由省立改為國立，這也是甘肅當局和各界人士的共同呼聲。為了給甘肅學院改設國立大學創造條件，省府請準教育部補助經費，並請教育部選派學者專家來院指導、任教。同時增設、調整係科，以求符合辦學規程和本省實際需要，在原有文史、教育二係的基礎上，先後恢複法律係，增設政治經濟係、銀行會計係和人事管理專修科，並擬定在此基礎上籌設國立大學的計劃。1943年，經省府會議決議，劃定蘭州萃英門地區為未來甘肅大學校址，擴展校舍，增添設備，適量擴大招生。當年10月，教育部在給甘肅學院的指令中稱：“經本部派員視察，該院院舍整齊，場地寬敞，學生思想尚屬純正……”後經省府、甘肅學院多次呈請，經中央政府批準，於1944年將甘肅學院由省立改為國立，但仍為獨立學院性質。到1945年，甘肅學院設有法律、政治經濟、銀行會計、人事管理等係科，在校學生達318人，專、兼任教師42人，初步形成了建設國立大學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