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子軍訓練於1924年在蘭州的初中以下學校試行，後來一度停頓。1932年國民黨中央成立“中國童子軍理事會籌建處”，隨著“新課程標準”的頒行，蘭州各初中以下學校一律加授童子軍訓練課程。根據課程標準規定，初級中學每周3小時。“童訓”的性質與軍訓一樣，它通過對“盡忠”、“勇敢”、“服從”等信條的灌輸，從小培養“為黨國犧牲”、“無限效忠”和“絕對服從”的觀念，以便於為國民黨的專製統治服務。
民國時期，甘肅廣大人民飽受軍閥混戰的蹂躪以及自然災害的侵襲，時常處於水深火熱之中，哪堪言“教育均等”和受教育的權利。自1932年國民黨勢力深入甘肅以來，政治壓迫和經濟掠奪給甘肅人民造成了深重災難，教育事業倍受摧殘。由於一直沒有專項教育經費，少得可憐的經費常常不能按時撥付，教職員工資拖欠數月，致使許多地方教職員生活窘迫到“借東應西，挖補之術已盡”的地步，從而引發了蘭州中等以上七校爭取“教費獨立”的鬥爭。
在此之前，甘肅省政府曾議決規定，全省教育經費由榷運局負責撥款，但局長張九如貪汙成性，勾結財政廳長譚克敏從中漁利，使在蘭州工作的教職員拖欠工資達三個月之多。蘭州教聯會派代表交涉，但遭搪塞拒絕，遂引起蘭州教育界人士的憤懣。不久，譚克敏在報刊上誣蔑教師索薪是“歧視票現”。譚還對前往質詢的代表“惡聲相加，遂至動武”，致使教聯會代表受傷，又遭禁閉，製造了“蘭州教界慘案”。1932年11月17日，由甘肅學院發起，聯合省立第一中學、蘭州師範學校、蘭州女子師範學校、蘭州工業專科學校、蘭州農業專科學校1000多名師生上街遊行，號召蘭州各學校罷課，提出懲辦凶手等口號，並搗毀譚的住宅。各校師生們表示“同人等以此事關係全甘教育之根本問題，遂忍痛違心，出於最後罷課之途，誓不達目的不休”的堅強決心。蘭州師生的行動還得到甘籍在京學生的聲援，他們組織了“甘肅留平學生為蘭州教育慘案後援會”，發表宣言，表示全力為後盾，並號召省外支持。後援會還出刊《甘肅教費獨立運動專刊》，揭露甘肅教育的腐敗與黑暗。在上述情勢下，省政府為息事寧人，邀請西寧綏靖公署駐甘行署主任鄧寶珊出麵調停，從而以撤銷譚克敏的職務，允發各校欠薪而平息了眾怒。隨後，省教育廳根據省政府的決議，會同省財政廳就榷運局稅收及卷煙特捐撥定為教育經費，擬定了保障辦法，並成立了教育經費保管委員會，接納教聯會代表常駐榷運局，負責稽核教育經費。自此，甘肅的教育經費有了保障，並略有增加，這表明蘭州教育界的“教費獨立”運動，在一定程度上推動和促進了甘肅事業的發展，同時也增進和鍛煉了蘭州廣大師生為民主權利而鬥爭的勇氣和膽量。
20世紀30年代中期，隨著民族危機的加深，蘭州地區的廣大師生將自己的命運與中華民族的命運緊密聯係起來，積極投入抗日鬥爭的行列之中。1935年12月，蘭州近千名學生遊行示威，聲援北平學生“一二·九”運動，呼籲“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影響遍及全省各地。抗戰爆發後，蘭州廣大青年學生在第十八集團軍駐甘肅辦事處和中共甘肅工委的領導與影響下，通過各種途徑和方式，投身到抗日救亡的行列中，“甘肅青年抗戰團”、“西北青年救亡讀書會”、“抗日民族先鋒隊”、“回民教育促進會”等救亡團體，與天津流亡來蘭的“新安旅行團”、“平津流亡學生演劇隊”等抗日救亡團體彙合在一起，組織群眾，宣傳群眾，推動了西北大後方抗日救亡的熱潮。
“戰時教育”推行後方 高等學校擴充調整
抗日戰爭期間，在團結抗日的旗幟下，處於大後方的甘肅政局相對穩定，各項建設工作均有所推進，蘭州的教育事業也因此在一個相對開放、較為有利的環境中有了明顯的發展進步。抗戰勝利後，經過“複員”、調整，蘭州的各類教育在頭一年裏尚能保持正常發展。此後，隨著國民黨發動內戰，教育發展的進程遭到破壞，廣大教育工作者則在艱難條件下堅持辦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