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光（1842—1903），字煥堂，陝西鹹陽人，清末著名的維新教育家。1902年受陝甘總督崧蕃之聘擔任甘肅大學堂總教習，旋即從西安赴蘭州就任，與甘肅大學堂提調楊增新商議建校事宜。1903年2月，甘肅大學堂正式開學，這是近代甘肅第一所新式學堂。6月，位於省城通遠門外暢家巷的新校舍竣工，劉氏率領甘肅大學堂師生遷入新校。不久，清廷諭令各省將省會設立的大學堂改為高等學堂，甘肅大學堂隨即改名為甘肅文高等學堂。劉光仍擔任總教習，主講經學課，並積極籌措算術、理化等實用課程。但由於授課、教務等事項過於繁忙，致使舊病複發，不幸於當年10月在蘭州逝世。劉光勤奮執教，忘身忘家以及廉潔剛正的思想情操，當時在蘭州教育界傳為佳話。
劉光性格誠潔剛正，勇於評論時弊。在教育革新方麵，影響較大的是關於倡辦“鄉學”教育的思想主張。
劉光把鄉學看作是興學之本、強國之本和合群之本。他指出：“今日中國之患，不在外人之富強，而在我國之貧弱”，中國貧弱的根源在於廣大國民能否做事肯學。國民不學，就會喪失做事能力，使國家更加貧弱。因此他斷言，“國勢貧弱，唯學能救之”，應先從興辦學堂劉光先生像做起。他說，救國之道，必須以學為本，而國民之不學主要是當道者劃兵農工商於學外，使之無就學之地。因此，他認為開設鄉學是鞏固立國根基的最佳方略，建議當權者命令“各鄉均設學，有不設學及弟子不入學者罪之”。他在接到來甘執教的官書後，就建議總督在甘肅大學堂內設“延賓館”，培養辦學人才，然後派往各鄉倡辦中、小學堂及蒙學堂。但由於當時忙於甘肅大學堂開辦之事，此建議並未付諸實施。在執教期間，他仍然強調開辦新式學堂應以“鄉間之蒙學為先”，才能使國家獨立自強。劉光教育救國論的思想，在陝甘兩省有較大影響。盡管他在甘肅執教時間很短，但甘肅在興辦新式學堂的過程中，所辦小學堂的數量較多，分布較廣，速度較快，這種客觀事實，也反映了上述思想的合理性與正確性。
劉光在其艱苦的教育生涯中不僅竭力倡辦“鄉學”，還特別用心於治學之道。他經常講求的治學之道有三個要點，一是“實用”。他認為人們的治學目的應該注重實用性，強調治學以為治世之用，為國家富強之用，認為“西人之學皆歸實用，凡輪船、槍炮、電報、化學、醫學、地礦等都是實用之學，也是富強之學”。為此，他反複告誡士子，必須“力除空言無用之積習”，積極學習各種西學，以開通各地學習實用之學的風氣。二是強調實際。認為治學必須講求實踐，不能空談。宣揚“先行後知”、“即知即行”和“知行合一”的學說理論，並聲稱“吾儒之道、合內外之道也”。可見他並不是反對讀書講學，而是反對脫離實際的空談。三是強調“古為今用”。這是他講習經史之學的基本準則。他出於憂國憂民的心懷，經常呼籲“治史應始近代”，重視現實，主張“學於古者”，要“應當世之變”，不能泥古守舊，必須以時代的需求為準則，他要求士子讀書必須溫故知新，古為今用，極力引導眾生順應時代潮流，積極參加社會革新運動。
劉光還以身作則，躬行實踐，一麵講習經史之學，一麵盡可能使各種近代的自然科學進入課堂，並在陝甘兩省積極倡導興辦近代實業，這在當時的文教界都具有一定影響。
劉光自考進士未能及第後，絕意仕途，潛心從教，立誌要以教育事業為其終身職責。1901年，曾謝絕了地方官員關於參加清政府開設“經濟特科”會試的薦舉，繼續在地方書院執教。
在蘭州執教期間，劉光忠於講習職守的具體實踐，從開始應職到最後以身殉職的全部過程，都證實了他的誓言：絕不為做官而來。在文高等學堂擔任總教習期間，劉光製定新規章，開設新課程，言傳身教，竭盡心血；每日講授之餘，總閱全校各科課卷，批改作業，孜孜不息，要求士子每日記日記，寫心得，定期審閱不倦，教其精益求精。至1903年入夏後，他因操勞過度，舊病複發，直至病情惡化，臥床不起時，仍在昏迷之間說著學堂之事，真可謂忠心耿耿，盡瘁終生！
總之，劉光勤奮執教，嘔心瀝血的思想情操與憂國憂民的愛國思想，深受時人欽佩，被譽為“百代真儒”。
劉爾炘（1864—1931），字又寬、動初，號果齋，又五泉山人，生於皋蘭（今蘭州市）士紳之家。光緒年間先後中舉人、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翰林院編修。後返裏應聘五泉書院講習，並在蘭州西城巷山子石鬥母宮設帳授徒。1903－1907年，任文高等學堂總教習。1912年，任甘肅省臨時參議會副議長。次年謝絕政務，潛心於文教、公益事業。著有《果齋集》、《果齋日記》、《勸學邇言》、《拙修太平書》等10餘種著作，是全省知名的經學家和文人學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