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王朝創辦儒學的目的主要是為了培養朝廷所需要的人才。清朝順治時規定：“朝廷建立學校，選取生員，免其丁糧，厚以廩膳，設學院、學道、學官以教之，各衙門以禮待之，全要養成賢才，以備朝廷之用，諸生皆當上報國恩，下立人品。”儒學學官要考核所屬生員，除考校德行外，還考察生員課業，稱為考課，其內容為寫八股文、試帖詩、律賦和策論。考課要求代儒家聖賢立言，嚴禁學生過問政治。考課的作用為管束學生，升學晉級，為科舉考試作準備，以便生員進而考取舉人乃至進士。各級儒學按規定須向設在北京的國子監輸送貢生。蘭州府學每年輸送一人，皋蘭縣、金縣縣學兩年輸送一人，一正一陪進京廷試。莊浪廳（今永登縣）鄉學三年輸送一名貢生。明清時期，儒學成為科舉取士的重要場所，蘭州學子登科甲者甚多。
清代在蘭州的學校有三類：一類是官辦的，有蘭州府儒學和皋蘭縣儒學；一類是書院，還有一類是進行啟蒙教育的義學、裏塾之類。後兩類學校都是半官辦性質。在學校的經費籌措方麵，這三類學校的經費來源大致有以下幾種途徑：其一是由官府撥款，如府學是由“藩庫”、“蘭州府”撥給；縣學則從皋蘭縣稅收中的“地丁項”下支領。其不足部分則從屬於學校產權的“學田”收租中補助。其二是由地方各級官員捐款作為本金，然後用息銀作為學校經費。如皋蘭書院建立後，知縣徐敬多次出麵負責籌集經費，以解決教師的薪水和學生的獎學金。其三是出租校產，主要是臨街鋪麵，收取租金以為學校經費。還有一種辦法，就是借用學校經費發商生息，用其息銀解決學校經費。如蘭山書院在光緒初年因經費無著，在奏請朝廷批準後，從政府稅收中提銀兩萬兩發商生息，用息銀補學校經費之需。
除上述外，清代蘭州的興文社、修學社也是籌措教育經費的兩個民間教育基金性質的組織。興文社是專為皋蘭縣士子參加鄉試、會試提供旅差費的。最初赴陝、赴京因路途遙遠，所需差旅費太多，一般貧士無力承擔，因而官府從藩庫、道庫補助一些，後改為由各地官員捐助，然後發商生息，用息銀資助。乾隆年間，皋蘭縣知縣王望倡議募捐，接著先後在蘭任過職府、縣官員“捐廉”，並成立了興文社。該社的宗旨是“振興文教，雅意栽培”，即為皋蘭縣培養人才、振興皋蘭文教事業出力，它擁有本金五千八百兩，店房一所，全部發商生息，用息銀資助參加鄉試和會試士子的差旅費。據記載，興文社在資助士子方麵成效顯著。對參加鄉試者，每人資助白銀十兩，參加會試者，每人資助三十兩，自興文社成立至本世紀初，近二百年間，在為蘭州培養人才、開拓文風方麵發揮了積極作用。許多蘭州著名學者如秦維嶽、張國常、劉爾等，都是在興文社的資助下取得功名，進而做出成就的。興文社的成就是多方麵的。除資助赴考士子外，還出資興辦了皋蘭興文社小學堂和興文中學。
修學社是康熙五十二年（1714年）由程鴻翔創建的，它擁有臨街鋪麵數十間，以其租金為府、縣兩儒學提供修補學舍費用。宣統年間，劉爾完成重修府、縣兩級儒學的任務後，利用剩餘的磚瓦木材，分別增修了位於兩學附近的修學社的房屋鋪麵，並將修學社分為蘭州修學社和皋蘭修學社，從此兩校各自用修學社所收租金作為學校修繕費用。應該說，在封建時代，這種由民間發起的福利組織是解決學校經費不足的可取形式。
清代，蘭州教育的迅速發展與蘭州行政地位的提高密不可分。乾隆三年（1739年），清政府決定蘭州為甘肅省省會，蘭州的州儒學隨即升為府儒學，同時又決定擇地另建縣儒學。自此之後，蘭州教育發展史又翻開了新的一頁。首先是學校的增加。乾隆五年（1741年）建皋蘭縣儒學，嘉慶二十四年（1823年）建五泉書院，道光十一年（1832年）建青城書院、道光二十二年（1843年）建皋蘭書院、光緒九年（1884年）建求古書院，此時，義學、學舍、裏塾也分布於蘭州各地。到光緒末，各級各類學校共計約三十多所，其規模超過了以往任何一個朝代。學校的增加，在校人數的增多，使知識界的層麵不斷擴大，人文氣息漸趨興盛。隨著教育事業的發展，學校的設備也不斷增多，各學院都有大小不等的書庫，以及供學生學習、住宿的齋房；各種規章製度也日趨完善，這些都表明，到清末，蘭州已初步發展成為一個人文薈萃的地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