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建文元年，肅王移藩蘭州，在浚治城池的同時，興建了王府凝熙園、今小西湖處蓮蕩池等園林構築，開蘭州大規模刻意造園之先河。據陸傑仁先生的蘭州《古、近代園林景觀》一文所說，所造園林“既有北方園林粗獷、厚重的風格，將人工景園建築與自然山水融為一體，又汲取江南園林的纖細、婉約精華，疊石成山、引水為池，築軒榭以邀月，設亭廊以增媚，所築花園嘉樹成蔭、好鳥時鳴，不同程度體現了中國園林的造園藝術”。
陸文還說，清康熙年間，著名造園家李漁來到蘭州，規劃建成藝香圃，是小園之精品。嗣後私園、官園多有增建，書院、署衙庭院或開辟花園，栽植名貴花木，飼養珍禽異獸，或規劃為前廳後園之局，在正院之後另築花園，疊石山、鑿水池、建亭台、置匾設聯，以利休憩，增加文化氣氛。
清光緒六年（1880年），陝甘總督楊昌浚為寓不忘鄉土之情，在蓮蕩池舊址處，用江南造園之手法，仿杭州西湖造景重建園林，命名“小西湖”。時湖景波光瀲灩，堤柳如煙，春夏之際，水鳥鹹集，鷺遊鷳浮。亭台樓閣，錯落其間。秋後黃茅，風前白葦，霜中紅葉，風景十分美麗。
這一時期，東園南村、西津別業、傅氏別墅及彭、耿、林、張、王諸家私園，分布在梨園、蔬圃、農田之間，別有山野之風，而城郊興隆山、仁壽山、安寧堡、蘭山之自然景觀，也被文人學士發現、命名，成為市民遊覽、觀賞的勝景。
總結而言，清時期蘭州士人對園林建設的貢獻是巨大的，他們使蘭州的園林幾乎全部文人化了。正如張蕾在他的《多少樓台煙雨中》所說：“中國古典文人園林形成時期最突出的成就是造園和文學、繪畫的結合，其發展反映了社會經濟的發展、科技水平的進步和人們審美能力的提高，它與整個封建士人文化和藝術體係之間有著非常密切的聯係。因為在古代，園林環境是士大夫文化藝術活動最主要的場所，它既體現文人士大夫對獨立人格的追求，也激發文人墨客對自然人生的感悟和汩汩文思。芳草有情，斜陽無語，雁橫南浦，人倚西樓；小橋流水，月明亭榭，把酒臨風；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風。園林一泉一石，一亭一閣，全部都積澱著一種文化意識。自然人化了，人對象化了，自然與人的功業，與人的創造融為一體，‘山性即我性，山情即我情’。在這裏，有限與無限冥合，人與天地精神相往來，‘相看兩不厭，唯有敬亭山’。無論是林泉為友、煙霞為侶的文人隱逸，還是修道習禪、雅集聚會的士林風尚，作為一種文化載體，都蘊涵著對自然天地的終極關懷和形而上的思考。所謂‘詩思竹間得，道心鬆下生’，亦即緣此。”
繼承建築傳統，發展建築文化
建築是一種綜合藝術，是工匠與士人、建築技術和文化藝術結合的產物。清代，受士人文化的影響和士人的直接參與，蘭州建築文化在繼承明代優秀傳統的同時，又有新的發展。總體而言，清代建築與明代一脈相承，沒有明顯差別，但品類數量增加，建築規模擴大，並逐步在建築文化中融入士人文化，擴大建築美學的內容。道光十七年（1837年）所建白雲觀下觀為一組三進建築群，呈中軸對稱，布局嚴謹，構造精巧。蘭州現存古建築多為明清建築，主要是清代建築。
1840年鴉片戰爭後，蘭州建築隨著外國資本主義的入侵和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萌發而興起。蘭州新的建築活動，新的建築類型開始出現。清光緒初，左宗棠督甘，在蘭州創設織呢廠、吸水廠等民族資本主義近代工業，但這一時期出現的各類工業建築都比較簡單，廠房大都為磚木結構。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隨著西方教會的傳教活動由南方、中原擴展到西北，英國基督教內地會在城區箭道巷南口修建基督教堂，西方近代建築始傳入蘭州。傳統建築也開始吸取新的操作方法，達到相當高的水平，特別是裝飾工藝已十分精湛。清代茶商修建的茶務公館使用水磨磚裝飾工藝，屋形風格仿陝西涇陽、三原的建築，天井深陷，院落幽靜。
蘭州建築經曆了一個漫長的曆史過程。幾千年來，隨著經濟的發展，文化的興盛和社會製度的變革，蘭州古近代建築逐步從群體組合、材料結構、實物造型、色彩裝飾等方麵，形成了既具有中國建築一般風格，又具有多民族建築藝術融合的痕跡，創造和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成為蘭州建築中的一份珍貴遺產。
在建築結構方麵：從文獻資料中所記載的曆代眾多建築中可以看出，蘭州建築經過幾千年的不斷改革完善，逐步形成完整的木結構體係，以木材為基本材料，其中以柱上架梁，梁上迭梁，梁端架檁的抬梁式構架為主要方式。也有一些其他結構方式，如柱頂直接架檁、柱身以穿枋相連的穿逗結構，木料縱橫交錯形如井架壘為牆壁的結構和地板架高形成樓居的欄杆結構，以適應不同使用要求和藝術要求的各種建築需要。明清時期，為節約木材，進一步發展構架方式，發展包鑲、拚接技術，以短小木材接成長柱木梁，內部架構取消鬥拱，梁柱直接搭接，簡化整體結構，鬥拱降為外簷的附屬裝飾。磚瓦出現後，大量采用木構架加上青磚牆壁，青瓦屋麵，既堅固耐雨，又實用美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