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翰的《長城吟》以“胡沙獵獵吹人麵，漢虜相逢不相見。遙聞鉦鼓動地來，傳道單於猶夜戰。此時顧恩寧顧身，為君一行催萬人。壯士揮戈回白日，單於戰血染朱輪”的詩句淋漓盡致地描繪了漢胡激烈的戰爭場麵。
沈佺期的《出塞》以“十年通大漠，萬裏出長平，寒日生戈劍，陰雲拂旆旌。饑鳥啼舊壘，疲馬戀空城。辛苦皋蘭北，胡塵損漢兵”的詩句描寫了唐蕃戰爭的情況。
張喬的《河湟舊卒》用“少年隨將討河湟，頭白時清返故鄉。
十萬漢軍零落盡，獨吹邊曲向殘陽”的詩句，表現了唐蕃戰爭的殘酷。少年時參加河湟地區的唐蕃戰爭，天下太平了，回故鄉時人已經老了。參戰的10萬軍隊已經傷亡殆盡，剩下的一些人孤獨地在夕陽下吹著塞上的歌曲。
元稹的《西涼伎》有“一朝燕賊亂中國，河湟沒盡空遺丘。開遠門前萬裏堠，今來蹙到行原州。去京五百而近何逼，天子縣內半沒為荒陬”的詩句。杜牧的《河湟》有“牧羊驅馬雖戎服，白發丹心盡漢臣”的詩句，從不同的角度表現了河湟地區淪陷後，當地人民的悲慘生活和淪陷區人民不甘受吐蕃貴族奴役，深切思念故國的感情。
（河湟指黃河和湟水。唐代慣以河、湟指甘肅、青海一帶。河湟間、河湟一帶包括今蘭州市永登縣、紅古區等地區）
劉駕的《吊西人》、《獻賀觴》等唐樂府詩句，以“河湟父老地，盡知歸明主”；“但莫取河湟，河湟非邊疆。願今日入處，亦似天中央。天子壽萬歲，再拜獻此觴”，充分表現了詩人在唐宣宗大中三年（849年），唐王朝收複河湟失地時無比喜悅的心情。
宋代劉憲的《摩雲嶺》詩曰：“九月秋初到，千山雪已深。石危妨去馬，林晚怯棲禽。草沒平沙暗，雲涵邃穀陰。誰言邊塞苦，今日屬登臨”。描繪了蘭州地區的北國山林風光。
宋代大詩人蘇軾的《獲鬼章二十韻》、黃庭堅“聞擒鬼章”而寫的詩，以及遊師雄的《生擒鬼章，慶忻偶成》等，以“青唐有逋寇，白首已窮妖。竊據臨洮郡，潛通講諸橋。廟謀周召虎，邊師漢班超。堅壘千兵破，連航一炬燒。擒奸從窟穴，奏捷上煙霄”（蘇軾《獲鬼章二十韻》）；“千仞溪中石轉雷，漢家萬騎搗虛回。定知獻馬番雛入，看郎稱觴都護來”（黃庭堅《啟至大寨，聞擒鬼章，捷書上奏，喜而為詩》）；“王師一舉捷於雷，頃刻俄間破敵回。且喜將門還出將，檻車生致鬼章來”（遊師雄《生擒鬼章，慶忻偶成》）等詩句，描寫了宋哲宗年間發生在蘭州周邊地區的，宋軍反擊吐蕃貴族內侵，俘虜吐蕃首領鬼章的“熙河之役”勝利後，詩人們的喜悅心情。
自魏晉至宋元時期的1100多年間，蘭州地區一直存在著士人文化，而且在一定的曆史條件下，士人文化還相當活躍。特別是西秦建國和薛舉割據金城時更為明顯。一是國都的建立，必定會集中大批士人，也會吸引大批士人來蘭州地區以尋求出身。從而會形成一個較大規模的士人群體，也肯定會有相當活躍的士人文化。如西秦建都蘭州期間，蘭州地區集中了大批士人，見於史冊的就有軻埿、烏埿、出連高胡、叱盧那胡、乙旃音埿、屋引出支、獨孤匹蹄、密貴、裕苟、提倫、出連乞都等文武百官數十人。二是郡治的設立，也會集中和吸引一些士人，形成一定規模的士人文化。但由於這一時期戰亂頻仍，士人行止不定，所建立的西秦隻有47年，而薛舉則僅兩年，沒有一個形成較為穩定的士人群體和士人文化的基本條件。因此，這一時期的蘭州士人文化仍然隻是處於孕育階段。
從總體來看，秦漢至宋元的1500多年間，蘭州士人一直處於弱勢地位，即使在隋唐開始科舉取士，士人特別是中下層士人以文求“仕”的途徑較以前有所寬廣，但仍然沒有突破弱勢境況。就是出現的幾個士人，也大都是以個體身份彙合於關隴或其他地方士人群體中，因而，蘭州地區當地士人一直沒有形成士人群體。但是他們在本鄉的地位卻遠非如此，蘭州士人，包括一些本身是讀書人但卻通過從軍的途徑尋求顯達的兵家，多出身地方豪門盛族，有很明顯的家族壟斷現象。也就是說，在士人中，大量出現的是少數豪門盛族的家族成員。如西漢趙充國、三國韓遂、西晉麴允、北魏趙柔、隋末薛舉、興盛高昌的麴氏家族、唐代辛雲京祖孫等，或為世家子弟，或為金城豪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