蘭州真正形成為絲綢之路重鎮之一是在唐朝。唐代是中國封建社會的高峰時期，也是絲綢之路的繁榮昌盛時期。同時，唐代大一統疆域的西擴，使蘭州成為唐帝國的腹心城市，軍事重鎮的地位相對下降，而交通樞紐的地位則相對上升。這一時期，從長安出發沿絲綢之路去西域，有三條道路都經過蘭州，蘭州成為絲綢之路東段中線中三條支路和唐蕃古道的交彙地區，地位空前提高，這一時期的蘭州雖不是絲綢之路的必經之地，但絲綢之路從長安西行，到蘭州附近後，不論從哪一條支路西去，都必須渡過黃河才能進入河西走廊，而黃河蘭州段上的幾個渡口，都是當時重要的渡口，所以，不論從蘭州附近的哪一條支路上西來，都要經蘭州渡過黃河西去，就這樣，蘭州的絲綢之路重鎮地位正式形成並被確定下來。此後的宋元時期，除宋、金、西夏對峙的一段時間外，在絕大多數時間裏，蘭州一直是西北地區聯係中原與西域的交通樞紐。
絲綢之路對蘭州地區曆史文化和士人文化的影響
蘭州作為絲綢之路重鎮和政治、經濟、文化交流的樞紐與集散地之一，對絲綢之路的各種交流都有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時，在進行政治、經濟和文化集散交流的過程中，必然對蘭州原有文化產生深刻影響，從而促進蘭州曆史文化的發展和士人文化的孕育。
眾所周知，絲綢之路既是一條路、一條交通線，也是一條紐帶、一個大舞台，是沿線各國、各個民族進行各種交流的一個載體，其內涵非常豐富。絲綢之路把古代主要大國和主要的文明地區都連接在一起，通過這個紐帶，給沿線諸國和各地各族提供了互通有無、相互學習、互相影響、交流文化藝術和科技、不斷增進了解和建立友誼的條件和展示各國和各地各族風采的舞台。同時，這條路也是各國進行政治交流的使節之路，各國使節大多是經過這條路進行交流的。另外，這條路也是一條神靈之路，一條遊牧民族的遷徙之路，如佛教及基督教的分支教派祆教、摩尼教、景教，以及後來的伊斯蘭教都是沿著這條線傳播進入中國的。
絲綢之路對蘭州曆史文化和士人文化的影響首先表現在西方宗教文化的東來，從而創造了蘭州地區燦爛的宗教文化。
東漢以後，南匈奴、烏丸、鮮卑、氐、羌、突厥等少數民族大量內遷至包括蘭州在內的今甘肅、寧夏等地，並逐步漢化，致使漢族傳統文化地域進一步擴展。與此同時，源於印度的佛教及佛教文化經絲綢之路緩慢地東進，在敦煌、蘭州等地與漢文化交彙後，傳入整個西北地區，繼而至於全國各地。佛教文化在蘭州地區與漢文化以及原有的多民族文化交彙、碰撞的過程中，對蘭州地區多民族、多元文化及士人文化的孕育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由於佛教通過各種渠道和方式，沿著絲綢之路傳入包括蘭州在內的西北地區，為很多人所信仰，使西北地區原有的本土文化受到衝擊和影響。而本土文化為了應付這種衝擊和挑戰，也開始用本土文化來改造外來的佛教文化，從而使西方佛教及佛教文化在西北開始了本土化（民族化）的過程。這一過程的結果最終使蘭州乃至整個西北地區的多民族多元文化發生了重大的變異，同時也給孕育中的蘭州士人文化增添了新的內容。由於佛教文化逐漸滲透於蘭州原有的文化之中，因而使蘭州文化逐漸形成為具有佛教文化內涵的多元文化。
受西方佛教東傳的影響，到魏晉南北朝時期，蘭州已有相當規模的佛寺，而高僧法顯也是經蘭州過黃河西行求法。法顯等到蘭州時，正值四月，按佛家傳統慣例，於四月十五日至七月十五在西秦國都苑川城（今榆中縣苑川河流域）佛寺中夏坐。所謂夏坐，即在雨季坐禪修行。西秦則在其國都苑川大興佛教，並供養與法顯同來的玄高、曇弘、玄紹等為國師，同時供養的佛教弟子三百多人。後來高僧智猛等15名僧人，再次沿法顯所走路線去天竺求學，20年後東歸，往返都經過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