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避遼軍銳氣，全力保護代北居民撤退，楊業主張不與遼軍決戰，提兵出代州大石路（今繁峙縣西15公裏處）側擊東進。但主帥潘美和監軍王侁卻指責楊業領數萬精兵而畏敵膽怯，非要楊業西出雁門北川，擂鼓猛進，進攻寰州。楊業隻得臨時改變作戰方案，進攻寰州。臨行前，他請潘美、王侁等伏兵陳家穀口（在寧武陽方口鎮西，為寧武、神池二縣界溝），“張步卒強弩，為左右翼之援，俟業轉戰至此，即以步兵夾擊救之”。
遼軍統帥耶律斜珍聞楊業來攻寰州，派副部署肖達蘭伏兵於城外。天明，楊業軍至城東，耶律斜珍親自領兵與楊業對陣。斜珍佯敗，楊業追入遼軍預設的埋伏圈內。斜珍回兵掩殺，楊業敗退於朔州狼牙村。
伏兵於陳家穀口的潘美、王侁，從寅時等到近午，還沒有楊業的消息，便派人登上托蓮台（今陽方口對麵的山頭）瞭望，以為楊業已經獲勝。王侁欲爭其戰功，立刻領兵離開陳家穀。潘美製止不住，也自領本部兵馬沿交河（即恢河）西南行二十裏。
楊業被圍後，從午時戰到日暮，終於殺出重圍，退到陳家穀口，見無伏兵前來援救，隻好複從陳家穀口殺回狼牙村。由於陷入重圍，孤軍奮戰，部下傷亡慘重。老將王貴、長子延玉戰死，最後隻剩下了一百多人。楊業本人也受傷數十處，後因戰馬受傷，藏匿於附近樹林中。遼軍大將耶律希達向楊業射出一箭，楊業中箭墜馬，在狼牙村被擒。被俘後，楊業堅貞不屈，絕食三日而亡，年僅52歲。
楊業死了，死得十分悲壯，令人扼腕。麵對陳家穀口孤寂荒涼的溝壑坡梁，我們不禁產生一係列的疑問：楊業因何而死？是軍事防禦工程不堅牢嗎？是作戰部署不周密嗎？是楊業作戰不英勇嗎？顯然不是。同樣，楊業及其子孫的“一堂忠義”、“千秋忠義”、“奕世良將”、“忠勳世美”，也未能改變北宋王朝滅亡的命運，又是為什麼？
如果說楊業之死還不足以回答上述疑問，那麼我們就再看看另一場同樣驚心動魄的鏖戰。
17
另一場鏖戰的主角是兩個人：李自成和周遇吉。
史載，明崇禎十六年（公元1643年），闖王李自成占領陝西全境，年末立國“大順”，年號“永昌”。年關一過，就率領義軍二十萬東渡黃河，攻打山西，先後破平陽（今臨汾市），陷汾州（今汾陽市），一路勢如破竹。二月初八，義軍攻占太原，休整八天後繼續北上，攻占忻州，並在進軍途中發布著名的《永昌元年詔書》，實際上是義軍向朱明王朝發出的一份最後通諜式的勸降書。
相傳，義軍攻占忻州後曾在忻州城停留小住，李自成還在城內關帝廟看過戲。戲台上的楹聯為“風雲有意迎新主，日月無光掩大明”，橫批是“大順永昌”。登台演出的則是義軍自帶的山陝梆子同州派，亦稱同州梆子。正是這次演出，將山陝梆子的種子播撒在了忻州，最終演變、發展為如今被列入全國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山西四大梆子之一的北路梆子。
義軍在忻州城小住三天後又乘勝前進，直逼代州。代州總兵叫周遇吉，遼寧錦州衛人，崇禎年間任鎮守雁門、寧武、偏頭三關總兵。周為人幹練，帶兵有方，法令嚴明，智勇雙全。他見義軍來勢凶猛，考慮到代州勢孤力單，難以拒守，就放棄代州，退到防禦工事更為齊備堅固的寧武城。
見周遇吉退守寧武，李自成占領代州後就又直搗寧武城下，但屢攻不克。民間傳言，每逢義軍展開攻勢，寧武城就變成一隻鳳凰飄飄悠悠地飛了起來。李自成看著鳳凰飛到空中，感到十分奇怪，便下令撤退。當義軍退到崞縣境內的軒崗時，遇一騎牛牧童。令人不解的是那牧童奇怪的姿勢——脊背朝前，眉臉向後。李自成就上前問道：“小兄弟，你那是幹啥哩？”牧童回答道：“倒騎牛哩。”李自成便想：“耍把戲，接口氣。牧童能倒騎牛，我就不能倒取寧武關嗎？”於是，他命令義軍立即撤退，然後繞行一百八十度，繞到寧武關的北麵，一鼓作氣攻下了寧武城。——這就是民間傳說的“李自成倒取寧武關”。
對於這場鏖戰，清秦雄褒《周總戎守寧武關事略》曾有較為詳細也更為可信的記載：
明崇禎十七年，李自成攻太原，總戎周遇吉提兵往救，至忻州，賊已陷城而北矣。遇吉迎其鋒鍔，與戰數合，斬首千級，而賊來益眾。遇吉恐其逕逾勾注，急保代州，複從間道出兵羅其不意，踣賊爪牙。當時賊眾烏合，蜂屯雲中，北地將兵官皆逡巡袖手，獨遇吉陷陣先登。而代郡一城勢孤食少，賊流迅速直趨西北，寧武將有陷失之虞。乃徙營寧武關，四圍伏炮，堅壁邊城。賊果蝟至，遇吉選兵營陣，開門迎戰。遇吉躍馬而前，麾騎四麵馳下，擊殺賊數千人。賊複冒圍，遇吉聚騎夾攻，複殺數千人。伏炮發，眾賊師死傷如積。自成懼，欲退軍。候曰：我軍百倍於彼，用十攻一，不如複戰。自成聚兵進，數十萬眾圍城。遇吉欲死戰，時有監司將兵緋衣垂帶，從容議曰：將土塞門。遇吉慷慨語曰：君欲塞門扼敵，而賊勢猖獗，土塞不複潰耶？如此，則城眾懼死，無為也，獨死遇吉乃可耳。於是領兵獨出，呼聲動天，賊披靡，殺賊驍將四人，戰數合，斬首複千級，而官軍亦被創，不複起。賊怒，盡其種類，數重交攻。城陷，官軍潰。遇吉孑身獨戰，徒手格殺數十人，身亦重被十餘創，遍體血流，遂為所縛。賊怒其殺虜過多也，集眾射之，眾矢叢集而死。城中土民莫不悲傷，挺身死賊者甚眾。其妻劉氏素嫻射藝，及城破，率婦數人據山巔公廨，每抽一矢曰：必期死賊。一發果殪，屢發皆然，及矢盡縱火自焚。
同楊業一樣，周遇吉也死得十分悲壯——連妻子劉氏也率眾女仆登上總兵府高處，居高臨下，射殺不少義軍；箭盡後，其母親又下令縱火燒毀總兵府，自焚而亡，因此亦是一堂忠烈、千古忠義的楷模和典範，理所當然要受到朝廷的褒獎。隻是明廷還未來得及褒獎就壽終正寢，結果這一任務就落到了取而代之的滿清王朝肩上。到了清代，周遇吉被追封為周武公，並建祠立廟。在寧武，其墓塚就有兩座，一座在寧武城內，為“闔署盡節墓”，已毀；一座在城東大河堡村外，後遷於縣城東郊火車站附近，近年又遷到了在華蓋山開辟的棲鳳公園。藝術家們則據其事跡編演了我們前麵提到的戲曲《寧武關》，且成為黃河以北各梆子戲的長期上演保留劇目。
不過，周遇吉與楊業卻有一點不同——交戰的對手不同。前者的對手是被稱作外族的遼國，後者的對手則是農民起義軍。恰恰是這不同的對手，使周遇吉此後的命運發生戲劇性的變化。以筆者愚見，變化的根子在毛澤東同誌那兒。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一文中，他老人家給農民起義以高度評價：“在中國封建社會裏，隻有這種農民的階級鬥爭、農民的起義和農民的戰爭，才是曆史發展的真正動力。”這一來，“流寇”李自成便一躍而成為改變曆史進程的英雄，周遇吉卻一落千丈，成為逆曆史潮流而動的罪人。是耶？非耶？囿於識見短淺，筆者不敢妄下結論，但有一點可以肯定：雖然李自成與周遇吉階級立場不同，卻用同樣的英勇、同樣的智慧、同樣的悲壯，共同書寫了寧武關的輝煌！他們的名字，都將永遠鐫刻在寧武關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