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周恩來、瞿秋白按照共產國際7月指示信，根據中國革命的實際情況，在中共六屆三中全會上糾正了李立三冒險主義的錯誤，穩當妥貼地使中國共產黨轉好了這個彎子，端正了方向，形成了團結合作的氣氛，全黨可以再圖恢複和發展了。
然而，就在中共中央8月1日、3日的政治局會議記錄送到莫斯科後，共產黨國際執委會對於李立三在會上的講話中說到要把蘇聯卷人戰爭等內容，十分惱怒，一反前態，把李立三的錯誤性質升級，並於10月發出了給中共中央的指示信，指責李立三是冒險主義、半托洛茨基主義、反國際路線，進而批判中共六屆三中全會是調和主義。
這樣，周恩來、瞿秋白一係列糾正立三路線錯誤的措施和中共六屆三中全會，就處在了被批判的地位，正確變成了錯誤，忠實貫徹共產國際的7月指示信變成了被批判的對象。
周恩來所受的委屈夠大的了，然而，還沒完。
共產國際的10月指示信，中共中央是11月16日收到的，而在此之前，王明就通過從莫斯科回來的王盛榮、陳昌浩獲知共產國際對立三錯誤和中共中央的新看法，於是王明一改原先支持中共六屆三中全會的態度，認為時機已到，大有可為，在黨內發動一部分人與中央對立，攻擊黨中央和六屆三中全會，製造派別鬥爭，攪亂黨的思想和組織，並和何孟雄、羅章龍等聯合一致，提出召開緊急會議，改組中央。
因而，周恩來的工作更加困難。
盡管周恩來認為前段工作是實事求是、正確的，但為了維護黨的團結和統一，11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周恩來仍承擔了責任，承認六屆三中全會是“取了調和態度”，但申辯說：“三中全會一般地已經接受了國際的路線”，會議對王明等反中央的宗派活動進行抵製，批評他們先於中央知道10月來信的內容後，不向中央政治局報告和請示，卻以突然襲擊的方式提出立三路線問題和調和問題，這“不是幫助中央，而是進攻中央”。
然而，王明由於有共產國際米夫的支持，反中央的活動不但沒有停止，反而更加厲害，中共中央已不能有效地對全黨實行領導。
周恩來到處談話，做工作，還是不能平息風波。
王明一夥的矛頭越來越集中地對準瞿秋白、周恩來，企圖把這兩個人的威信壓下去，當時黨確實陷入了一場即將分裂的空前嚴重的危機之中。
在白色恐怖的環境下，一旦出現這種分裂，後果不堪設想。
此時，維護黨的團結，避免分裂，成為當時黨麵臨的全部問題中最重要的問題，事關黨的生死存亡。
周恩來看到了這一點。
麵對黨內鬥爭中對自己的誤解和潑來的汙水，他沒有再做什麼辯解，不是去計較個人的榮辱得失，而是忍辱負重，竭盡全力維護黨的團結，用他自己的話講，就是“照顧大局，相忍為黨”。
他為避免黨的嚴重分裂，一方麵承擔了所謂六屆三中全會犯了“調和主義錯誤”的責任，並要“全黨來認識與指斥我的錯誤”；另一方麵，他對於王明反對中央的非組織活動，也給予了嚴厲的批評。
他要求黨員站在鞏固黨、幫助中央領導的立場來做工作，不允許采取搞分裂的方式。
他努力說服黨內有不同意見的同誌，勸他們不要義氣用事，而應轉變態度，在中央領導下團結起來，避免黨的分裂，幫助黨渡過難關。
出於顧全大局，維護黨的團結的考慮，周恩來還和瞿秋白一起請求退出中央政治局。
然而，對於周恩來、瞿秋白的辭職，共產國際代表米夫采取了拒瞿留周的方針。
米夫說：對周恩來是要批評，但不是要他滾蛋。
王明也就宣稱：為的是實際工作便利和給周恩來以改正錯誤的機會。
這不是米夫、王明對周恩來的偏愛，而是黨的工作離不開周恩來，周恩來在黨內的威信使他們不便拋開周恩來。
正如六屆四中全會上有的人發言說：周恩來是黨內的人才，他的艱苦耐勞的精神，他在軍事上、組織上的才能，是否還有第二人呢？！
周恩來的辭職未獲批準。
瞿秋白對他說：“你還要背著這個擔子。
”為了黨的生存和發展，盡管處境維艱，周恩來還是服從組織決定，忍辱負重，繼續工作下去。
當時，立三錯誤已使黨受到很大損失，黨亟須穩定團結，再圖恢複，而王明等人又搞得黨內一片混亂。
由於王明等人上台，有些從莫斯科回來的黨員十分不滿，自動離黨了；有些黨員動搖了；有些黨員變得消極了。
在此嚴重形勢下，周恩來內心充滿苦悶，為了黨而拚命苦幹。
有他在，由於他的威望，一些黨員才認為黨中央是真的中央而留在了黨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