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我在那三方麵的基礎上又加了一條“知仁”的原則。
曾國藩還將“三字訣”作為為人的一些具體要素加以實施。
他曾說：最近幾日的失誤，由於心弦張得太緊，沒有舒展柔和的意思。
以後做人，應當以一個“鬆”字為訣竅。
這夜，睡得非常舒服，約略體會到“鬆”這個字的意味。
連日來，我每每想修身之道，能在十個“三”字上用功，還不失晚年進境。
十個“三”字是：三經、三史、三子、三集、三實、三忌、三薄、三知、三樂、三寡。
這十個“三”，我在京師的時候，曾經以匾額的形式掛在室內。
在江南，曾刻成印章。
三忌，即天道忌諱巧，天道忌諱盈，天道忌諱貳。
三薄德，指幸災樂禍，一薄德，違逆命運而測推疑妒，二薄德；妄下議斷，強化皂白，三薄德。
三知，指的是《論語》末章所說的“知命、知禮、知言”。
三樂，也就是讀書聲一出如金石之音，一樂；宏獎人才，引導人天天向上，二樂；辛勤勞動後的憩息，是三樂。
三寡，指的是寡言養氣，寡視養神，寡欲養精。
用這十個“三”字時時反省體察，難道不是初雖有失，而終得成功嗎？
總之，曾國藩是為人處世的高手，化不可能為可能，闖過人生險阻！
（2）雁群總跟頭雁飛
曾國藩雖然自己主張不“貪”不“欲”，但他縱觀天下，發現“勇於事者”乃是“皆有大欲”之人。
這一點在他重回兩江總督任上，欲勵精圖治的時候感觸更深。
曾國藩回到兩江總督任上的時候，地方興革千頭萬緒，但以他為官多年的經驗，最主要的是先抓上兩件大事：一件是整頓吏治；一件是肅靖地方秩序。
這兩件大事抓不出成效，就什麼也別想做好。
然而，由於湘軍自身的遺留問題，卻捆住了他的手腳，使這兩件大事都宣告擱淺。
吏治敗壞是封建社會末期無法醫治的弊端。
尤其清朝末期，可以說無官不貪，官場黑幕重重，腐蝕著整個國家機構，使它一天天腐爛，走向最後的衰亡。
曾國藩創辦湘軍的過程，客居湖湘各省，吃夠了地方官的苦頭，也看清了官場的黑暗。
待到他任兩江總督後，幾乎把三江原有的地方官一舉革盡，全換上了自己的親信。
開始時他強調選用官員的標準是“能做事，不愛錢，不怕死”。
他認為隨自己作戰多年的湘軍將領大體上是符合這三條標準的，但事實上並非如此，即使是他親自選拔的官吏，到地方做了官，幾乎沒有幾個是這樣的人。
何況，湘軍將領之多，保舉做官之泛，他根本就控製不了，更何況，即使做官之前確實條件較好，但放到清朝那個腐敗的政治體製之下，不久也就同流合汙，所謂出汙泥而不染者在當時隻是一句空話，或者說微乎其微。
所以，連他自己也隻能承認，“凡能任事者，無不好名，無不貪財”，若果不為名為利，又如何能投到湘軍之中拚命呢？冷眼看一看他的湘軍將領和由這些將領變成的地方官員，他才感慨地說：“安得有人乎？勇於事者皆有大欲存焉！”
現在，要由他自己來整頓他親手提拔、保舉的官吏。
這些官吏表現什麼樣他不難知道，在戰爭中，尤其攻破金陵之後，湘軍將領哪個不大掠大搶，由此鬧得全國盡人皆知。
所以，真要整頓起來，等於自我否定，自我大暴露。
當時他所處的地位那麼險惡，自己剛剛從前線敗回兩江，從官文等滿貴的明槍暗箭叢中鑽了出來，哪裏還有勇氣再動湘軍將領及湘係官員的手術呢！
他自知吏治的重要，問題的嚴重，非整頓不可，但卻無法下手，也不敢下手。
他向趙烈文問計，趙回答他：要搞吏治，必須先從江蘇布政使丁日昌開刀。
丁日昌原為江西萬安知縣，因貪汙庸劣而被革職，時值曾國藩在江西萬分困難之際而投入幕府，為一厘局文員。
同治元年（1862年）隨李鴻章到上海，被李提為蘇鬆太道，兼任江南製造局總辦、兩淮鹽運使，後又被李鴻章保薦為江蘇布政使。
丁日昌為人貪婪成性，又任蘇鬆大道和鹽運使肥缺，貪名極重。
趙烈文說：“使若輩在位，吏治非江河日下不已。
”然而曾國藩聽後卻為難地說：“你知道我的苦心嗎？丁日昌之流與少荃至好，我與少荃勢同一家，丁雖是小人，他為少荃籌前敵財用，我又怎能我治他的手下呢！”就是說，李鴻章的親信就是他的親信，丁日昌人雖貪鄙，但他把貪侵的錢供李鴻章軍餉。
所以丁再壞也不能裁治。
連最明顯的壞官都不敢輕動，又何談整頓吏治？
看來，曾國藩對如何解決有大貪欲又“勇於事者”所造成的吏治腐敗現象也深感為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