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長佑知道後，對幕客說：“滌翁（曾國藩）對於這個事能沒有一點芥蒂，全是由於他做過聖賢的工夫才能達到的。
”
曾國藩虛懷若穀，雅量大度，深深影響了他的同僚。
李鴻章就深受曾國藩的影響，為人處世處處大度為懷。
當發現有人指出他犯有有關這方麵的錯誤時，他便能立即改過不吝。
由於李鴻章身居重要位置很長時間，他的僚屬都仰其鼻息，而政務又勞累過度，自然不免產生傲慢無理的地方。
然而有指出其過錯者，也能夠深深的自責。
一次某個下官進見他行半脆的禮節，李鴻章抬著頭，眼睛向上拈著胡髭，像沒看見一樣。
等到進見的官員坐下，問有何事來見，回答說：“聽說中堂政務繁忙，身體不適，特來看望你的病情。
”李鴻章說：“沒有的事，可能是外間的傳聞吧。
”官員說：“不，以卑職所看到的，中堂可能是得了眼睛的疾病。
”李笑道：“這就更荒謬了。
”官員說：“卑職剛才向中堂請安，中堂都沒有看到，恐怕您的眼病已經很嚴重了，隻是您自己反而沒有覺察到吧。
”於是李鴻章向他舉手謝過。
寬容大度之態，讓曾國藩博得了眾多的支持和鼎力協助，造成了相當的影響，同時避免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煩。
（2）大“度”能容天下之“士”
中國有“寬則得眾”這句成語，交友雖然多多益善，但要交淨友、交益友，不能交狐朋狗友。
同時，不能讓朋友下不來台，丟朋友的麵子，這也是交友之重要原則。
曾國藩主張對己要嚴，對友要寬，尤其主張交友要有雅量，這樣如果一時有意見相左，也會最終不傷和氣。
在這一原則他在《答歐陽勳》的信中充分表現出來：
春季承蒙惠賜，收到您寄來的信劄及一首詩，情意深厚而且期許很高，有的不是我這淺陋之人所敢承當的。
然而鑒於您教導我的一片心意，不敢不恭敬從命。
由於我天資愚鈍，無法憑自身求得振作、進步，常常借助外界的幫助來使自己不斷向上、完善，因此一生對友誼一向珍視，謹慎而不敷衍。
我曾經思慮自己心胸不夠寬宏、器量狹小的話就不能博取天下的美德，因此不敢拿一個標準來強求他人。
哪怕是一點長處、一點善行，如果它有益於我，都廣泛吸取以求培養自己的德行；那些以正大之詞、勸勉之論前來告知我的人，即使不一定投合我的心意，也從來都沒有不深深感念他的厚意，認為他對我的關心，和其他人的泛泛之詞迥乎不同。
去年秋天和陳家二位兄弟見麵，我們一起討論爭辯，其中有十分之六七的觀點和我不一致，但我心裏還是十分器重他們，認為他們確實是當今出類拔萃的人物，其見解雖不完全合乎大道，然而關鍵在於這些是他們自己悟到的，不像是一般讀書人僅從讀書、道聽途說中得到的；其觀點雖然不一定臻至爐火純青毫無雜質，然而他們所批評的切合實際，完全可以匡正我的不足、欠缺。
至於說到我們彼此之間的情投意合，又別有微妙難言的默契。
離別之後惟獨經常思念他們，覺得像這樣的人實在是朋友中不可缺少的，絲毫不敢以私心偏見摻雜其中。
平時我之所以不斷勉勵自己，並且大體上還能相信自己，原因就在於此。
要做到交淨友，頌雅量。
“恩怨盡時方論定，封疆危日見才難。
”昔人之以詠張居正者，亦可以此詩來論定曾國藩。
當時他的朋僚歌功頌德的話，我們不需一一征引，隻看左宗棠對他如何論定吧！曾國藩死後，左宗棠寄其子孝威書雲：“念曾侯之喪，吾甚悲之，不但時局可慮，且交遊情誼，亦難恝然也。
挽聯雲：‘知人之明，謀國之忠，自愧不如元輔；同心若金，攻錯若石，相期無負平生！’蓋亦道實語。
君臣友朋之間，居心宜直，用情宜厚，後前彼此爭論，每拜疏後，即錄稿谘送，可謂往去陵穀，絕無城府。
至茲感傷不暇之時，乃複負氣耶。
‘知人之明，謀國之忠’兩語亦久見章奏，非始毀今譽。
兒當知吾心也。
吾與侯有爭者國事兵略，非爭權競勢也。
同時纖儒，妄生揣疑之詞，何值一哂耶。
”曾國藩對左宗棠始終有揚讚，無貶詞，甚至說：“橫覽七十二州，更無才出其右者。
”左宗棠之進用，亦由曾國藩所薦，但二人性情不同，“有爭者國事兵略”，不是私人的權力之爭，故皆能持大體。
孔子說：“切切，怡怡如也，可謂士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