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勣被貶當月，李世民撒手人寰。次月，李治即位。登基僅三天後，李治就把李世勣擢升為洛州（今河南洛陽市）刺史兼洛陽宮留守；半個月後，又加開府儀同三司、並“同中書門下，參掌機密”；同年九月，正式拜其為尚書左仆射。
至此，所有的人肯定都會為李世勣當初所做的那個決定慶幸不已。
因為這個決定不但讓李世民父子避免了誅殺功臣的惡名，而且也為高宗一朝留下了一位忠肝義膽的開國元老和輔弼重臣。假如李世勣當初不是當機立斷，毅然離京，而是多一念遲疑，回家多耽擱幾天，那麼下麵這一頁輝煌曆史，有可能就不會這麼快出現。
高宗總章元年（公元668年），李世勣以七十五歲高齡掛帥出征，一舉平定了高麗。這個曾經讓隋文帝楊堅、隋煬帝楊廣和唐太宗李世民三個皇帝傾盡國力，終其一生都無法戰勝的強悍小國，終於匍匐在了須發皆白的老將李世勣的腳下，也匍匐在了大唐帝國的腳下。
此時此刻，唐太宗李世民倘若九泉之下有知，一定會露出一個欣慰的笑容。
因為他在臨終前所走的最後一步棋，似乎仍然影響著他身後數十年的曆史。
假如當初沒有施展那一招先抑後揚、恩威並施的帝王術，李世勣能否對重新起用他的新天子李治感恩戴德呢？假如沒有貞觀二十三年“乍落乍起”的人生際遇，李世勣能否深刻意識到，隻有在新朝再立新功，他才能福祿永固，富貴長保呢？如果沒有這一切，李世勣有沒有那麼強的動力在七十五歲高齡創造出平定高麗、鷹揚國威的曆史功績呢？
這些問題或許永遠沒有答案。
但是有一點我們不難發現——“帝王術”在古代政治生活中占據的比重絕對不可小覷，而它對曆史所產生的影響有時也遠遠超乎我們的想象。
以上這些君臣博弈的故事，都是在李世民和武將之間展開的。那麼，在李世民與文臣之間，演繹的又是一個什麼樣的版本呢？
說起貞觀的文臣，其代表人物當非房玄齡莫屬。
作為後人心目中居功至偉的一代良相，房玄齡對貞觀之治所做出的努力和貢獻是有目共睹、不言而喻的。史稱其“既任總百司，虔恭夙夜，盡心竭節，不欲一物失所……明達吏事，飾以文學，審定法令，意在寬平……論者稱為良相焉。”（《舊唐書勣房玄齡傳》）
毫無疑問，在貞觀群臣中，房玄齡絕對是李世民最信任、最得力的心腹股肱之一。
然而，就是這樣一位兢兢業業、一心為公的宰輔重臣，也依然會時刻感受到李世民手中那把“鍾馗利劍”的森寒之光。
據《舊唐書》記載，大約在貞觀初年，房玄齡“或時以事被譴，則累日朝堂，稽顙請罪，悚懼踧踖，若無所容。”意思是他時常會因某些過錯而遭到太宗的譴責，以至於一連數日都要到朝堂上叩頭請罪，內心恐懼不安，一副彷徨失措、無地自容的樣子。
史書並未記載房玄齡到底犯了什麼錯。
不過這一點其實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像房玄齡這種位高權重、深受寵信的臣子，身為皇帝的李世民自然要時常給他念念“緊箍咒”。這一點我們從李靖、尉遲敬德等人的遭遇就可以明顯看出來。
也正因此，所以房玄齡有時候就不僅僅是被“譴責”那麼簡單。隻要唐太宗李世民認為有必要，房玄齡甚至會被勒令停職。
按史書記載，房玄齡在貞觀年間至少曾經被停職三次。
第一次大概是在貞觀十年（公元636年），也就是長孫皇後病重的那些日子。《資治通鑒》稱“時房玄齡以譴歸第”，也就是說他遭到太宗的譴責，被勒歸私宅。長孫皇後臨終前，特意為此事勸諫李世民：“房玄齡侍奉陛下時日已久，一貫謙恭謹慎，所有的朝廷機密從未泄露半句。如果沒有什麼重大過失，希望陛下不要舍棄他。”
此次房玄齡的停職原因史書沒有交代，但是有一點我們很清楚——李世民之所以將房玄齡“譴歸私第”，絕不是要舍棄他，充其量隻是想冷卻他。
暫時冷卻的目的，當然是希望在適當的時候再把他解凍，然後讓他以更加謹慎的態度和更加飽滿的熱情，加倍地發揮光和熱。
所以，不管有沒有人勸諫，李世民在適當的時候肯定會召他回來。
對此長孫皇後其實也是心知肚明。不過該勸諫的她還是得勸諫，因為第三者的勸諫有時候也未嚐不是給皇帝一個台階下，好讓君臣雙方在“握手言和”的時候顯得比較自然，也顯得比較有麵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