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天後，王道成和禦史謝思啟彈劾張瀚與何維柏，說他們無大臣之禮，不為皇上分憂。朱翊鈞發了雷霆之怒，勒令張瀚退休、何維柏罰薪三個月。
張瀚離開京城時，腦海中翻騰起他和張居正第一次見麵的情景。張居正對他說：“昨天雨後去上班，很多人都穿著新鞋，但道路泥濘，全躡手躡腳走路，恐怕玷汙了鞋子。有人的鞋子一旦沾染泥巴，就不再顧惜。居身之道，亦猶是耳。倘一失足，將無所不至矣。”
張瀚對張居正這段話刻骨銘心，所以他自認為自己從做官到被迫退休，鞋子始終沒有沾染泥濘。對張居正的賞識之恩，他在後半生絮叨個不停。
張瀚的離開，預示著張居正的“奪情”已成定局，凡是阻擋張居正留任的人都是飛蛾撲火。張居正也自以為萬事大吉，擺出了自己的底線。不丁憂可以，他有五個條件：第一，二十七個月的薪水和獎金，他一概不收；第二，朝廷所有祭祀吉禮，他概不參與；第三，入侍講讀，在閣辦事，穿孝服（青衣角帶）；第四，章奏具銜，準加“守製”二字；第五，仍希望明年乞假葬父，迎老母來京。
朱翊鈞立即做出回複：“第一條不可，張先生清廉，如果沒有俸祿，靠什麼養活自己？最後一條，明年再說。”
“奪情”大功告成，朱翊鈞很高興，張居正的夥伴們也很欣慰，隻有張居正本人，內心突然升起一股不安。這種不安深藏著，時不時地跳出來提醒他一下，這件事沒那麼簡單。
按心學大師王陽明的理論，人心所以不安，是因為思慮太多。思慮太多，是因為做的一些事違背了良知。以這種理論來解釋張居正內心深藏的不安就是這樣的：他和父親張文明的感情遠沒有人想象的那麼深厚。首先是十九年不見，父子之情全靠書信維係；其次，張文明和張居正在誌趣和事業上是截然不同的兩種人，張文明愛錢，沒有遠大理想，張居正的理想比天還高；最後，自張居正擔任首輔後，張文明沒少給張居正找麻煩。所以張居正回家守孝，絕大一部分原因是遵循傳統文化。
張居正受中國傳統文化影響至深，又對權力無限熱愛，在孝和權力上，他最終選擇了權力。可良知告訴他，這是不對的。他的憂慮和不安正是良知在發揮作用。實際上，他不是個對權力本身極度熱衷的人，他隻是把權力當成手段，最終目的還是為了這個國家。這也可算作是他的良知。正是這兩種良知的交互作用，使得他一會兒覺得被奪情是天經地義的，一會兒又覺得不回家守孝有違人性。
人所以強大，是良知的力量，而有時候脆弱，也是良知所導致的。
吳中行開炮
中國曆史上有兩樣東西最害人，一是革命，二是名教。天下許多罪惡，都借這二者之名而行。所謂“名教”，指的是以正名分為中心的封建禮教，守孝就是其內容之一。在那些衛道士眼中，無論如何，張居正都沒有回家守孝，這就是違反名教，天下人都該對其口誅筆伐。
政府官員們齊聚一堂，義憤填膺地議論起來。有人吐沫橫飛道：“五行之屬三千，罪莫大於不孝。孝道乃人倫之本，三年之喪，天下之通義。連天子都該遵守，他張居正居然違背，這是抽了我們讀書人的耳光。”也有人說：“丁憂是法律規定，如有官員死了老爹老娘不上報，還會得到嚴懲。張居正不丁憂，不但踐踏了綱常，還踐踏了法律！”還有人痛心疾首道：“張居正老爹死了，不奔喪也就罷了，居然還不避位，是可忍孰不可忍！”
大家喧嘩起來，有人開始號啕大哭，為名教而哭，為儒家教統而哭。這種情勢使我們產生一種感覺，張居正不丁憂意味著世界末日來了。
在這場撒瘋般的集會中，有一人始終冷眼旁觀，靜耳傾聽。當大家陸續散掉去吃花酒後，他踏著初冬的寒露回到家中，關起大門，正襟危坐於桌前。在閉目沉思了許久後，他嗬了雙手，取出筆在紙上鄭重其事地寫下八個字：諫止張居正奪情疏。接著是內容，可謂行雲流水，一氣嗬成。最後，他寫上自己的大名：吳中行。
吳中行，1571年的進士，座主正是張居正。剛步入仕途時，他對張居正相當有好感。這大概是對比的結果，當時高拱在位飛揚跋扈，而張居正沉靜內斂，所以吳中行偷偷和張居正走得很近，並且向張居正表達了自己的崇拜之心。在他眼中，僅從辦事能力上而言，如果一張一百分的試卷，高拱和張居正都能答一百分，但如果把性格因素拉進來，高拱答一百分已用全力，而張居正答一百分，是因為試卷分數隻有一百分。
但吳中行對張居正這種崇拜不是沒有底線的，底線就是名教。張居正不回家丁憂，就是踐踏名教，這讓吳中行對張老師的美好印象一掃而空。但他對張老師還是很尊敬的，所以在《諫止張居正奪情疏》中，他把責任推到了朱翊鈞身上：“居正父子，異地相隔，音容不接者十九年，一旦長棄數千裏外，陛下不讓居正匍匐奔喪，撫棺而哭，必欲其違心抑情，愁眉苦臉在廟堂之上，這豈是君恩？”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這段話都合情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