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這一生沒有明確說過自己不信仰上帝，但是他確實認為信仰對他來說是一個可有可無的東西。比如說，他臨死的時候，有人問他：“你信不信耶穌？”他說：“這個事我有點懷疑，但是我沒做過研究，所以不能武斷地下結論，但是沒關係，我很快就會知道真相了。”
可是，如果說他不信上帝呢，他又經常給教堂、各個小教派捐款；如果說他信上帝呢，他甚至還給猶太教的教堂捐款。《富蘭克林傳》這本書上就有記載，他給一個猶太教堂捐過5英鎊。他到底是不是一個純潔的清教徒？誰也說不清楚。
在清教徒的係統當中，大家是充滿了焦慮感的，“我有罪，我死後能不能上天堂？”“上帝能不能拯救我？”每天都在自省，把自己有的沒的罪過都拿出來懺悔。可是在本傑明·富蘭克林這一生裏，我們看不到一點點這種糾結，這是個一輩子過得很快活，經常說一些小段子，甚至是一些黃段子的老頭。
他不信上帝，那他信什麼呢？富蘭克林一輩子就信一樣東西：信自己，信自己的奮鬥。
富蘭克林一生當中最重要的一本著作叫《窮理查曆書》，這本書在西方可以說是盡人皆知。那個時候很多人不識字，出版業又不發達，一本書一年能賣個三五百本就已經很不錯了，而這本書居然賣了一萬本，這在當時真是一個天文數字。據說，現在這本書總共有1300多個版本，有時候賣得比《聖經》還好。
這本書的主人公窮理查是富蘭克林虛構出來的一個人物，整本書就是這個虛構人物的流水賬，就是一本日記。今天刮風還是下雨，街上流行什麼八卦新聞，我又聽說一個什麼新段子，就是這麼一些東西。
它有什麼思想性嗎？要說有也隻有一條，這本書講了一個淺顯的道理：如果一個人又能掙錢又不花錢，這不僅是積累財富的手段，也是他培養自己美德的手段。說白了就是一句話：能掙錢又摳門的人，就是一個大好人。
這算什麼歪理？可是，在當時清教徒盛行的那種宗教氛圍下，這本書的作用可是太大了。
所謂的宗教改革，就是出版業興起之後，《聖經》得以大量印刷，有一幫人說，我們也可以讀《聖經》了，為什麼要靠羅馬教廷和上帝進行交流？我們可以直接按照自己的想法信仰上帝。興起的新教教派中最著名的就是加爾文教派，他們跟信徒們講，你們這些人將來的命運是上天堂還是下地獄，上帝其實早就給你們定好了，所以別瞎耽誤工夫，你們就過聖徒般的生活，打內心裏開始體驗就好。最後上帝會給你們發信號，少部分人被上帝揀選上天堂，剩下的人下地獄，所以不用努力。
這個邏輯有一個缺環，我作為一個在塵世中生活的人，怎麼知道將來是上天堂還是下地獄呢？你總得讓我看到一個刻度表，告訴我上天堂的概率是多少吧？
富蘭克林正好補足了這一環。他說有一個東西叫Calling——召喚，也叫天職。上帝在人間有很多財產，窮人看著一部分，富人看得更多，僅此而已。這個刻度表就是你銀行存折上的數字，掙的錢越多，就意味著替上帝看管的財產越多，這就是上天堂的信號。這跟基督教原來的教義——“富人上天堂比駱駝鑽針眼還要難”正好相反。
在我們聽來這是歪理，當時可是解決了一個大問題，因為在清教思想盛行的美國，很多年輕人的人生沒有了要努力的意義。
對年輕人來講，奮鬥這事兒是需要找到一個意義的，富蘭克林這一套歪理就實現了這一點。雖然是基於在進化過程中我們形成的那個貪婪的欲望，但是沒關係，他為每一個人在塵世間的奮鬥、掙錢找到了一個宗教上的解釋。這事兒的意義太重大了。
後來，著名的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寫了一本書叫《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精神》，裏麵大段大段地引用《窮理查曆書》當中的文字。韋伯發現，正是這種新的倫理方式，支持了“工業革命之後，整個資產階級拚命掙錢的同時，內心又不缺乏信仰”這個矛盾。
如果說富蘭克林這個人有什麼思想上的貢獻的話，就這麼點貢獻。可是把這個貢獻翻過來一看，可就要了命了，說明這個人沒有遠大的理想，沒有純真的宗教信仰，用今天的話說，就是這個人沒有情懷。他每天的注意力都在自己這盤生意上，要把生意越做越大，這樣我替上帝看管的財產就越來越多，將來上天堂的機會就越大。沒準兒在他心裏，這就是個幌子，他就是個奸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