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拿富士康來說，它裏麵專門有一個職位，職能就是去調整工人們每一個動作所花的時間。比方說這個動作：把一個電子元器件從生產線上拿起來，貼上一個商標，然後裝進一個防靜電的袋子裏，掃描一下再放回到生產線。這個動作，熟練工人隻允許用兩秒時間做完，每天要做兩萬次。想想看，這是對人性多麼大的壓抑啊。
但是沒辦法，這是工業社會的標準配置，用這種方式才能才夠把整個生產鏈條裏麵的效能或者潛力，全部給壓榨出來，才有可能把匱乏和貧窮趕走。
工業社會的功績還是非常偉大的，原來那些隻有達官貴人才能夠享用得到的非常昂貴的奢侈品，用不了多少年，隨著工業社會滾滾向前，就會飛入尋常百姓家。
還記得中國剛出現手機的時候嗎？售價一萬元、兩萬元，任賣家隨便喊，還有很多人想買都買不到，對吧？但是現在，在深圳的華強北路，花上一兩百元錢就可以買到一個有基礎功能的手機。再比如說非洲大陸，大約有6億人口，2000年的時候，僅不足1%的人可以擁有手機。可是2014年年底，據說有58%的人已經擁有手機了。如果你現在再去非洲大陸看一眼，你還認得出那是非洲大陸嗎？除了黑人兄弟沒變之外，估計人人都用上手機了。這就是工業社會的偉大之處。
消費者和生產者的大分裂
但是工業社會也帶來了一個問題，因為它追逐效率、追逐工業中的標準化和規模化，就製造出了一次大分裂。這個分裂在農耕社會是不存在的，因為農耕社會的消費者和生產者往往是一體的。比如說你想吃桃子，院裏就有一棵桃樹，你爬上樹摘了桃，在褲子上蹭一蹭，就可以吃了。那麼，你是消費者還是生產者？在這個場景裏，其實是分不清的。你如果想吃紅燒肉，媽媽就會給你做，對吧？
但是在工業社會裏，這樣的場景是分裂開來的。你想吃桃子，隻能上超市去買，哪裏有樹給你現摘？想吃紅燒肉，小區門口的連鎖餐飲集團可以給你做，而媽媽要上班，沒空給你做。所以，消費者和生產者被切割開來了。
《21世紀商業評論》的主編吳伯凡老師，曾經用一個古希臘神話來形容工業社會的轉變。在遠古，人是一種圓球樣的東西，有四隻手、四條腿和四隻耳朵，力大無窮，神通廣大，奧林匹亞山上的眾神感到十分不安。天神宙斯就用一根頭發把人分成了兩半。人被分成兩半後，每一半都急切地想撲向另一半，強烈地希望融為一體……愛情產生了。
工業社會就是把農耕社會消費和生產一體化的場景一剖兩半了，讓它們互相尋找，尋找就會產生信息成本。這種成本在農耕社會也有，但是相對較低。
他們是怎麼辦的？有兩個辦法。
第一，約定個日子，比如逢五、逢十就有集，大家都來趕集。或買或賣，非常好匹配。第二，走街串巷叫賣，靠人力搜索自己的客戶。老北京的吆喝就是一種人肉搜索方式，它的整個交易場景被局限在一個空間內，而且規模也沒有那麼大。
工業社會的規模，可就嚇死人了。就像我們前麵提到的富士康食堂，你要吃媽媽味道的紅燒肉，上哪兒給你做去？你隻能去吃車間味道的紅燒肉。你還想吃什麼外婆醃的鹹鴨蛋、爸爸在河塘裏捕的魚，這種個性化需求根本就無法得到滿足，工業社會隻能給你提供批量化的標準品。
再比如說，你坐到一個餐館裏，想喝點飲料，你隻能喝酒水單上列出來的可樂、雪碧、王某吉、加某寶這些簡單的東西。我更想喝我小時候喝過的自家釀的米酒，但是米酒的產量能有多少？隻要沒有形成規模化，它也不可能形成標準的供給，所以很難喝到。
麵對這樣一道新出現的鴻溝，工業社會最終也想出了解決辦法，就是把所有市場中的消費者都假設為大眾。“大眾”這個詞20世紀才出現，在英文當中寫作mass，就是“一大坨、一大團”的意思。工業社會發展到巔峰的時候，我們假設所有消費者之間沒有區別，就是麵目模糊的一團。
所以社會學上有一句話：“從來沒有什麼大眾社會，隻有生產大眾社會的方法。”工業社會有什麼方法？就是假裝沒看見。
消費者之間雖然有區別，但我兩眼一抹黑，假裝你們沒區別，在你們麵前擺上三個選擇，你可能買不到你最想要的，但是你也不會得到最壞的，我多少也能滿足你的部分需求，要求不要太高。這就是工業社會和消費者對話的基本場景。